■ 燕 子

　　《蟋蟀与革命的中国》最近由PHP研究所出版，作者是被称为“日本战后中国研究的开拓者”的竹内实先生。先生1960年曾随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到中国，会见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出版过《毛泽东文集》20卷等许多毛研究的著作。西方左翼运动都承认，他们那时所读到的关于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从日本传到西方的。就是这位竹内先生，“文革”中冷静地观察中国狂热的“革命”，并因此被中日毛派看作“非友好人士”，整整19年不能进入中国。

　　本书是先生最近三年观察中国的结果，这三年来，我有幸也常常听到先生谈到他的构思与进展。记得先生问，你知道秋瑾的那把短刀来自何处？极有可能是向鲁迅借的；秋瑾的照片中为什么只有上半身照，因为秋瑾是缠足。蟋蟀的牙齿不像人的牙齿一样横著排列，而是左右各有一个巨大的锻工钳似的红牙，因此可以像建筑工地的大铲子一样挖掘地面，也可以钳住地面的泥土。先生只要有去北京的机会，就亲自去琉璃厂观察或者委托他的老朋友程麻先生寻找关于斗蟋蟀的图片与资料。

　　全书由《序．关于中国革命》与本文六章、《后记》构成，300多页，并配有几十幅插图。笔者在此介绍的只是前3章。

　　先生在《序》开头便说：“看到本书的题目，读者一定感到不可思议吧？蟋蟀是秋鸣的小虫子，怎么会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呢？”但是只要看到禹域(先生对中国的称呼)盛行的斗蟋蟀(日语叫“蛐蛐相扑”)，令人不禁联想到或许蟋蟀能够知道革命的秘密，或者说从革命中诞生国家的秘密吧。不是说蟋蟀们察知到中国革命的秘密，亦非革命的军队模仿斗蟋蟀，但是，革命军的战术与斗蟋蟀的姿势十分相似。从1927年毛率领800人上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开始。“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词里毛写的“炮声隆”不过是一门掷弹筒大炮，共发三发炮弹，但其中两发哑弹。《西江月．井冈山》写于1928年，至那场“炮声隆”的战斗已经过了一年，半年后，红军被迫离开井冈山转移到福建。《西江月．井冈山》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实际上，毛诗背后浸透的是笼罩著他的巨大的虚无主义。与其说农民“革命”，不如说大饥荒年代农民的“吃大户”传统。

　　第1章：秋夜的蟋蟀

　　《诗经》中古有“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句。

　　日本作家水上勉与老舍关于斗蟋蟀有过这样的谈话。“蟋蟀有争斗心吗”？“当然，而且极为勇敢。”“怎样的斗法呢？”“每个地方各具特色，但是总的来说，铺上一块白布，使之在上相斗。”“用白布制作一个相扑台吧？”“是的，与日本的力士相同。”“如何分胜负呢？”“败者逃，为寇；胜者留，为雄。”

　　老舍先生还说明了两匹蟋蟀在白布上虎视眈眈，相互用胡子试探对方的实力，渐渐靠近，但并不立即出手，因此双方需要长时间的忍耐力。

　　第2章阿Q与小D、《复仇》。

　　鲁迅的《阿Q正传》里写阿Q与小D的“龙虎斗”□□从阿Q看来，小D本来是不足齿数的，但他近来挨了饿，又瘦又乏已经不下于小D，所以便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四只手拔著两颗头，斗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至于半点钟之久了。“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劝解。“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然而他们都不听。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著；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著。这场“龙虎斗”似乎并无胜败，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满足。阿Q同小D的打架姿势，竹内先生说双方不进不退却摆出架势令人想起蟋蟀相斗。此外，先生还举《复仇》为例：

　　“路人们从西面奔来，密密麻麻地。而且拼命地伸长脖子，要鉴赏这拥抱和杀戮。他们已经豫觉著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然而他们俩对立著，在广漠的旷野之上，捏著刀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拥抱或杀戮之意。他们俩就这样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乾燥，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路人们于是乎觉得无聊；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乾燥到失去生趣。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期间裸著全身，捏著利刃，乾枯地立著；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乾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鲁迅在短短的散文诗中，“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句话竟然重复了三次。真是一篇看客与演者的活剧构图。

　　鲁迅在谈到他如何从学医转而当作家，导火线就是仙台课堂上看见一张日俄战争的时事画片，上面是许多麻木的中国人站在那里围观一位绑著的中国人。鲁迅由此认为医学并不重要，“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后来在他的小说里，不只一次描写到过群体对看砍头的乐趣。

　　先生分析中国传统历史金字塔型的社会构造，最上部为皇帝，皇帝的下层是各级官吏，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它的下部构造从来没有变革过。最最下部就是“流民”，毛泽东说的“流氓无产阶级”。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从一介流民，“革命”后爬到了金字塔上的顶端皇帝的位置。而现代中国社会的构造并没有改变，只是顶端的金字塔上的皇帝变成了党－官(各级省、市、县、乡、村的书记)－民(包括一般党员、工人、农民)－最最下层的失业的流民。

　　不过，革命家也会“豹变”为反革命家。鲁迅在《小杂感》中就曾说：“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成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看杀人历来是中国的祖传盛典、庙会。不是吗？文天祥兵败被俘，元朝统治者出现两种意见，一种释放文天祥，让他当道士，以便收买人心；但是降元的前宋丞相留梦炎坚决反对，担心文天祥活著“忽有妄作，我辈何以自解”？于是忽必烈亲自劝降无效后文天祥被送上刑场，此时，“公至柴市，观者数万”。

　　鲁迅一生最憎恶群众看客。

　　近偶读鲁迅书信集《致萧军萧红》，其中有云：“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上阵要穿甲。您记得《三国演义》上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到：谁叫你赤膊上阵？”金圣叹有无此批，似属疑问。但这一批语使我灵机一动：金圣叹其实应当在“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句批上：“谁叫你看热闹？”

　　看客是一个群体概念。古斯塔夫．勒庞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在其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预言：进入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低能儿和原始人”一样。勒庞勾勒出人性的丑恶：“人既无理性又自私自利，易于冲动且反覆无常，或者是把理性用在伤天害理的事情上。他既是暴力和虔诚骗局的实施者，又是它的牺牲品。”群体心理特徵使个人意识到：他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极权统治下的幸存者雅斯贝斯说：“群众是无实存的生命，是无信仰的迷信。它可以踏平一切。它不愿意容忍独立与卓越，而是倾向于迫使人们成为像蚂蚁一样的自动机”。

　　群体看客是恐怖的磁场，一旦涌动起来，几乎逃不脱被吸附的命运。看客精神是一种毒瘾，渗入灵魂本身，从而成为多数人的专制和暴虐。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信念实际上到人类历史上很晚才出现，而看客的奴役制度却由来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