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面对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想当年流水宴席，也有曲终人散的时候。餐厅有个只供男士使用的小厕所，门上贴满各式各样的春宫照片，他的老朋友洛尔加的照片也在其中，大概由于他是同性恋，“内举不避亲”。
　　有一次记者问他，除了智利，是否想到出生在别的国家。聂鲁达断然回答：“那我就拒绝出生。”他流亡多年，却一直是智利人民的宠儿。据说他当年在黑岛想吃什么鱼，只要用手旗给海上的渔船发个信号就行了。
　　他的书房很大，摆满各种稀有的海螺和贝壳，共计一万五千种，是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他的书桌特别。据说，他一直想找一张和大海相关的书桌。一天黄昏，潮水卷来一块沉船的木板，他高叫道：“这就是我的书桌！”书房中间有一水池。据讲解员说，他每天写作前后都要洗手。中国古人琴棋书画也讲究沐手焚香，那是种仪式，以示对创造的虔诚之心。
　　伦敦大学的威尔逊教授写道：“我看到两个聂鲁达，一个是贫穷的、劳工阶级的聂鲁达。作为诗人的头三十年他是所有体制的叛逆者，另一个是浪漫主义者的聂鲁达，相信亲身经验。他在印尼、缅甸等远东国家呆了5年，发展出一套十分个性化的写作风格。可是西班牙内战改变了一切。”1945年，聂鲁达加入智利共产党。在威尔逊教授看来，在南美洲，加入共产党就解决了所有的归属问题，也解决了感情问题。当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很多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改变了立场，而聂鲁达却无动于衷，受到尖锐的批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认为，聂鲁达的斯大林主义僭越了政治与道德的准则。
　　就形体而言，也有两个聂鲁达。一个为人矜持自负，另一个随和幽默。他年轻时很瘦，随著出名变得越来越胖，甚至还出版了一本自己编写的食谱。第二个聂鲁达比第一个快活得多。
　　 聂鲁达一生风流韵事不断，结了3次婚。他45岁那年在墨西哥流亡，与智利歌手马蒂尔德重逢，瞒著比他大20岁的阿根廷妻子，开始了长达6年的地下恋情。1952年，马蒂尔德陪伴他在意大利的小岛上流亡。意大利电影《邮差》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故事。马蒂尔德陪伴他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黑岛故居后花园一侧是艘小船，旁边是圆木搭成的支架，挂著6个大大小小由于风吹雨淋变黑的铸钟。其中两组小钟平行对应，最大的居中，次大居上。这有如一曲沉默的交响乐，再大的风暴也无法把它们全都敲响。
　　白色的碎石小路伸向临海的山坡，把我们带到聂鲁达与马蒂尔德合葬的墓地。一块不规则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刻著他俩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花草掩映。坡下即巨浪，阵阵涛声永远陪伴他们。聂鲁达在《漫歌集》中写道：“同志们，请把我埋葬在黑岛面对著我熟识的海洋，每个狂暴的空间都有岩石和风浪，而这一切，我那遗失的双眼将永远不能再看见。”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12天后，聂鲁达死于癌症，在圣地亚哥被军人们草草埋葬。皮诺切特垮台后，新政府举行国葬，根据遗愿，把他的遗骸迁到黑岛，埋在这里。
　　诗歌、爱情与革命，是聂鲁达一生的三大主题。可以说，聂鲁达的诗首先源于爱情，然后是革命。而爱情与革命有相似之处，如火，热烈而转瞬即逝。革命往往与大众与权力有关，比爱情危险得多。爱情最多转变成婚姻，而革命则会转变成血腥的暴力或父权式专制。
　　我们在聂鲁达故居的餐厅共进午餐，烤肉佐以智利红酒。诗人多有酗酒倾向，不停地招呼侍者上酒。哈罗德端著杯酒，摇摇晃晃，跟我絮叨个没完，连他的赞美都有侵略性。我好歹搀扶著把他哄上车。
　　1973年9月11日，黑岛，晴。聂鲁达起床，吃早餐，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并接待来访的朋友。他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从枪炮声中传来阿连德总统断断续续的声音，那是他致智利人民最后的讲话。当他从外国电台获悉阿连德遇难的消息，对妻子说：“一切都完了。”玛蒂尔德安慰他：“也许没那么严重。”“不，非常严重，这是法西斯主义。”聂鲁达病情急剧恶化，他不顾医生劝告，一直守在收音机旁，并看了6次莫内达宫被攻占的电视画面。9月19日，他被急救车送往圣地亚哥医院，一路上两次被勒令停车搜查。玛蒂尔德看见他泪流满面。
　　一个智利诗人告诉我，1973年军事政变发生后，墨西哥总统派专机到智利来接聂鲁达，但他谢绝了，他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他家花园掘地三尺寻找武器。聂鲁达对他们说：“你们在此地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