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东瀛岁月
作者：丁尚彪
一九七九年，因岳父平反昭雪，妻子调回了上海， 而我留在安徽合肥工作。上海户籍是全中国最难获得的城市，想从外省调进上海，难度堪比阿波罗登月。
上海的劳动体制分三种，全民所有制的国企、大集体的餐饮服务业、小集体的街道工厂。三者不可相互对调，而我正是小集体，犹如三等公民。
如按正常渠道，以夫妻分居为由向上海申请调回，如痴人梦话，一辈子都不可能。唯有自找对调对象，私下给对方一笔钱，经双方劳动局批准对调。但有时上海人收了补偿钱先调离了，而回上海的却是其他人，劳动局会开后门调包换人。上海国企多，街道工厂少，对调范围极其狭窄。
为进攻大上海。一九八零年春节回上海探亲，我油印大量对调启示。骑着车，提着浆糊桶，在公交站的电线杆和马路边张贴，坚信在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大上海，一定能大海捞针找到对调对象。
广告贴出后访者不断，都是顶替父母工作，从乡下来到上海。或从安徽返城的已婚知青，几乎都是国企。 其中有不少骗子，要我先付一笔钱。接触近百人，都是来谈价格的。
其中仅有三位小集体所有制职工，都是返城女知青。第一位的丈夫在县城，要求先帮他丈夫调进合肥市，我们再对调，不收补偿费，我觉得有风险。 第二位索要二千元。第三位住在继父家，我判断她在上海呆不住。
她出价八百元，最后谈妥四百元。她要我预付二百元，但这种私下交易违法，万一反悔钱无法索回，谈判后签了合约。
她在街道食堂工作，请调报告写明和我对调。上海徐汇区劳动局审批后发出商调函。
一九八二年二月，从合肥发往上海的回函寄出四个月仍无音讯。我害怕被调包，打算去上海徐汇区劳动局咨询，并偷偷录音取证。
借来的录音机有二块砖那么大，先在家里反复试验，再藏在大布包里带去。我先在劳动局厕所打开录音机，然后到接待处登记，在指定的小房间等待。
我把藏着录音机的布包放在桌上，仔细听还有磁带在录音的“嘶嘶”声。我想只要有人进来就不停说话，以掩盖录音机的声音。
经办人来了，核对姓名后说：“你们对调已经批准，调令发给街道了 。”
我问道：“如果她调出手续都办完，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我调不进上海？”
他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你的资料我们都审查过。只要她户口迁走，马上就发函调你来上海。”
我心中一阵狂喜，但怕被调包，找不到当事人，就追问了他姓名。
走出劳动局立即取出录音机重播。对话清晰地录在磁带里。我想如被调包，就去市政府告状，这就是证据。
和对方一起从街道拿到调令，她要求加二百元。说已怀孕，准备在上海生，让孩子拿上海户籍后再调，不加钱合同作废。
我吓唬道：“你再和别人调，双方劳动局都不会同意，那只能单调，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她威胁要去劳动局举报，我说你也在违法，她态度才缓和。然后一起到派出所看着她迁出上海户籍，才把一包钱交给她。那时最大的票面是十元，整整四十张血汗钱，相当我十六个月的工资总额，就这样轻易送人了。回想十二年前，我从上海去安徽插队落户，这户籍分文不值，几分钟就迁出了。如今再迁回，竟是如此昂贵和艰难。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一日，上海《青年报》头版，刊登了记者李和庭《一则调工启示引出的报道》的文章，紧接着《中国青年报》进行了转载。 这篇报道曝光名扬全国的文明一条街，上海徐汇区华山路商业街搞关系、开后门的丑闻。为此，全国商业系统立即掀起破除关系网运动。此事件在上海市政府、徐汇区政府、徐镇路街道引起强烈地震。时任徐汇区委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原纺织女工的杨富珍，亲自指定区财办主任处理此案，而我正是惹是生非的肇事者。
老丁当年的工作证
从安徽调回上海后， 进入对调对象的徐汇区徐镇路街道，专为华山路商业街服务的华南食堂当炊事员。工作在最西边的徐汇区，而家住最东边的杨浦区，每天往返四小时，穿越整个上海市区。调动于我已是游刃有余，自信从遥远的安徽都能打回老家，市内调动犹如小菜一碟。故如法炮制，又在全上海贴对调广告。
我是最底层的街道食堂炊事员。草拟广告时，实在没优势可突出，就搞点噱头写道“交通方便，工作轻松，专为商店街服务，路道极广（门路广人脉多）……”我哥是教师，请他去学校油印。他看到“路道极广”时，认为此句敏感，建议删除。我是麻子的脸，尽是缺点。更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坚持印出。
广告贴出后，引来许多人相谈。选中一位工厂在我家附近的人，向公司提出对调。但因食堂都是老阿姨，我是主力军，领导不批准。
有一天，来了位中年人。说他在我家附近工厂要和我对调，我把早已胡侃过百十遍的说词向他揄扬。我读过高尔基自传，书中有位警察说沙皇就像蜘蛛，而蜘蛛网遍布全国，我借此说社会就是一张关系网。下班后我们一起走过鞋店，他要买双紧俏的皮鞋。鞋店员工在我们食堂就餐，都很熟悉，当场就从柜台后边拿出卖给我们。接着他又要配一块紧俏的桌面玻璃，店员马上悄悄开好单据，让明天来取。经过水果店，很多人在排队买枇杷，他想买一点。我进到店后边，马上帮他买了几斤，到车站我们就分手了。
几天后他又来找我， 亮明是卧底的记者身份，并拿出一份打印的上述文章小样叫我签字。我向他诉说苦境，希望他不要用我的真名。食堂党支部书记是位老太太，见我闯了大祸，惊吓之下签了名，第二天就见报了。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我被停职检查，区财办和街道主任亲自审讯，逼我交代和店员幕后交易的罪行。其实和店员都很熟，最多卖肉时拣瘦一点，多给一勺肉汤罢了。
记者又来找我，希望我把苦楚和不满写出来，帮我发表。我也感到愤愤不平，就写了《假如我爸是党委书记》一文。大意是“假如我爸有权，就能帮我调动，哪需要我去贴广告。”我有个朋友是警察，他看到这则新闻赶到我家问情况。看了文章后大惊失色，当场撕毁。告诫我千万不要去发表，什么都不要承认。并教我装病休息避风头，我就请了一周病假。想不到经历过从安徽调回上海大风大浪的老油子，竟会在市内调动的阴沟里翻船。
期间记者又来催稿，知我被逼出病。就向街道提出对事不对人，我通勤路程的确太远，调动合情合理，风波终于平息。街道怕我再惹事，批准对调。李记者因此荣获当年上海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奖，我俩获得了“双赢” 。
一九八九年我去日本留学，经常向《留学生新闻》投稿。有位编辑是原上海《青年报》记者，知道我的故事，和李记者也相识。他告诉我李记者也来到日本留学，我就请他寻找，感谢李记者助我调动成功。可惜他已回国，“东瀛煮酒论英雄”的愿望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