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谁也离不开谁。回顾历史，在中国隋唐时期，两国平等互惠，友好交往，至今传为佳话。只是到了近代，当两国都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时，日本政府决策者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下制定的错误国策，造成了两国交往史上空前的悲剧。不但使中国人民遭受了至今难忘的苦难，也使日本人民遭受了世界上任何其它民族都从未遭受过的原子弹袭击的灾难，至今伤痛未愈。
两国人民都深刻认识到过去战争的罪恶及其带给两国人民的深重灾难，痛定思痛，决心共同维护东亚及世界和平与繁荣。继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又决定共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第二条：“ 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它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即反霸条款。这个条约至今仍对维护当今世界秩序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政府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正常化，那么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则意味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完全正常化。换言之，两国已就妨碍国家关系、政府关系正常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达成谅解。至于我们现在经常提及的历史认识问题，属于思想认识范畴的意识形态问题。形成不同历史观的基础是相当复杂的文化背景的差异，远不是单纯的外交手段在短期内所能消除的。
一、当代的中日关系，从来都是战略关系
回顾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都与中美关系、中苏（俄）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南亚各国关系及中国的台湾问题紧密相联。中国政府总是以“ 四两拨千斤”的高超外交智慧与技巧，从战略的高度处理对日关系，从而赢得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全局性胜利。毛泽东主席在1972年9月27日会见为恢复中日邦交而访华的田中角荣前首相时说：“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他们不大放心了，谁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毛泽东主席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日关系影响世界大局。而且为了搞好中日关系，不要怕别人指责。
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明确指出：“ 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联合声明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两条：即第三条关于台湾问题，“……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以及第七条，“……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现在重读这份联合声明，深感当时中国领导人真是站得高、看得远。在坚决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对如何在地区及世界范围内处理中日关系作了明确的规范。应该说，联合声明对中日之间的战略关系已经谈到了。从这份联合声明以及当时两国领导人为恢复邦交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和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胸襟是何等的伟大，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的战略判断是何等的准确，把握的时机是何等的恰当。当时的中日首脑会谈并没有仅仅着眼于两国间许多技术性的具体问题。如果当时的两国领导人一见面就开始讨论诸如：日美安保条约对中国的威胁、日本政治家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钓鱼岛的归属即所有权问题，以及日本国内极右翼的军国主义倾向等等问题的话，那么，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泽东主席一言以蔽之：“ 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就是战略。
1978年，中国文革浩劫刚刚结束，邓小平带领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全国正在为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作各方面的准备。此时，在邓小平的脑海中，一个全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设计蓝图已完全成型。他不顾70多岁的高龄，相继访问了美国和日本，在访问日本乘坐日本高速铁路时，向中方随行人员及日本有关人士透露了他将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雄伟战略。为了实施这项雄伟战略，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为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必须首先实施安全外交战略。中国政府在稳定并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加快发展并稳定中日关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顺利缔结的。正是具备了稳定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以及后来中苏关系的解冻和与欧洲各国、东南亚、南亚有关各国关系的改善，出现了新中国外交的又一辉煌时期，形成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至今25年来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中，上述外交战略的确立功不可没。
重温这段历史，更让我们认识到上述外交战略的深谋远虑，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性。这不仅因为它规范了中日两国的战略关系，也是中国整个外交战略链中的重要一环。坚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整体实施中国外交战略的需要，是保证改革开放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需要，也是中日两国国家利益的共同需要。
二、中日关系应通过战略对话尽快成熟起来
从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至今已整整31年了。三十已是而立之年，也意味着开始迈向不惑之年。中华民族是多情多义的民族。谈到中日关系时，人们常爱用“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等充满理想、带有鲜明情感的语言及思维来形容并看待中日关系。一旦日本国内出现刺伤我民族感情的言论或行动，我们马上会感到义愤，马上不假思索地翻出日本侵华战争的老账，马上会中止各项交流活动，甚至波及到正常的政府间交流和首脑接触，导致外交关系全局性的冷却。这是缺乏冷静、客观的思考，以民族感情和意识形态冲击外交关系并损害国家利益，对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认识不足，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也是两国关系脆弱、尚不成熟的表现。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年来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争端。尽管每次争端最终都因为两国领导人以中日关系的大局为重，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在两国国民心中都留下了不应有的伤痕，彼此感情上的距离，渐行渐远。其实只要稍加冷静思考，都可以处理得很好。诸如日本三菱公司卖给中国的帕杰罗汽车质量问题、日本航空公司对乘客的服务质量问题、东芝笔记本电脑售后服务等纯属消费者权益的问题都被无限上纲到民族歧视的高度来对待。中国三种农产品被拒绝进入日本以及其它正常的贸易摩擦也同样被注入了浓烈的感情色彩。
另一方面，在日本，极少数中国人的偷渡、盗窃、杀人、地下银行等严重犯罪也导致了日本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整体上的成见与偏见。至于诸如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经济海域、中国武警战士为保护日本驻沈阳总领馆所发生的事件，在日本都被炒作成“ 中国的威胁”和“ 无视人权”、“违反维也纳公约”等等。当然，靖国神社问题就更为复杂了，至今仍是中日关系中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
如果，我们对中日关系能摆脱情感式的思维模式，代之以战略性的新思维，如同中美关系那样，在进行有战略性合作的同时，对分歧进行战略性的对话，甚至在爆发危机时仍保留稳定的沟通渠道。在冷静的对话中，双方各自讲清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对分歧作出妥善的处置，至少不会激发起偏激的民主主义情感。设想，中美撞机事件，如果发生在中日之间，可能就是一场战争的爆发了。我们必须正视中日关系中潜在的这种危险隐患。
三、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需要有
稳定的中日关系
我们都知道，甲午战争后，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诸岛割让给了日本。在此后长达50年的日据时代，日本用教育奴化了一代人，日本对台湾的影响不可低估。正因为如此，在中日恢复邦交的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对台湾问题的两国政府立场的表述就格外明确。这对营造和平统一大业的国际环境是非常有利的。尽管当时日本也存在着亲台及同情台湾的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基础，但对侵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的愧疚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是日本对华舆论的主流。反映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主流舆论都是支持我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台湾被日本舆论冷冻化、边缘化了，很少有人谈论、关心它，以至后来许多日本人都不知道李登辉是何许人也。但是，在中日关系进入多事之秋的上世纪最后几年，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明显增长，日本舆论开始关心并同情台湾。这种舆论被日本极少数亲台人士引导到同情并支持李登辉访日上，并造成了日本政府面对舆论压力束手无策的局面。尽管无力地设定了若干限制条件，最终还是不得不为李登辉以检查身体为借口访日开了绿灯。而中国面对日本全国的舆论竟然也无计可施，我驻日大使甚至向日本媒体意气用事地说出了“李登辉来，我就走”的无济于事的话。
回想31年前，田中角荣前首相鼓足勇气，跑到北京签署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大平正芳前首相果断宣布日台断交，都是在日本全国的舆论压力驱动下作出的决断，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 民间促官方”。同样是舆论压力，但背向完全相反。我们不得不反思毛泽东主席关于“ 寄希望于人民”的一系列教导以及“ 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是否被我们忽视了。
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需要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和日本都是重要的因素。我们常说：“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那么，至少台湾问题也是中日关系重要和敏感的问题。维护稳定、良好的中日关系有益于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李登辉能够实现访日足以警示：如果任凭中日关系随惯性滑下去，也会严重危及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四、坚持实事求是，寄希望于
1亿2000万日本人民
在中日恢复邦交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以极其深远的思考，决定放弃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权利，其意义非同寻常。此后，部分有见识的日本政治家深感过去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之深重，为了感谢中国人民放弃战争赔偿的博大胸怀，并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日本政府决定实施对华ODA援助。ODA援助的主要内容即长期低息或无息的政府贷款。对华ODA总额已超过300亿美元。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是日本政府决定实施对华ODA的重要因素，但我们绝不应将对华ODA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放弃战争赔偿的深刻意义和博大精神绝非日本对华ODA可以抵偿的。对邻国日本支持援助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言行，我们理应加以公布并表示感谢。一码归一码，不能含糊不清。就像此次日本政府援助中国人民抗击SARS一样，给予如实公布并表示感谢，赢得了日本人民和舆论的好评。这样做，也并没有引起国内舆论的负面反应。中国人民是讲道理、懂礼仪的民族。日本人民雪中送炭的义举，也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对改善两国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
近年来，在两国关系中发生了许多摩擦和问题，也有不少积极的事例。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积极地予以对应。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出国留学潮首先就冲向日本，至今方兴未艾。目前，在日本的留学生以及华侨人数已经突破50万人。这50多万中国人在日本求生存、谋发展，冲击着日本社会，打破了日本民族宁静的生活秩序。其中，确有少数中国人在日本恶性犯罪。为了钱，甚至杀害曾经照顾过自己的恩人：一对照顾过30多名留学生的老夫妇惨遭被自己照顾过的来自中国吉林省的留学生杀害。此案震动了整个日本社会。对这些中国人中的败类，我们难道不应该同声谴责，并向日本人民道一声对不起吗？好在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中日两国警方已经建立起合作机制。为加强合作，共同打击犯罪，中国警方将向日本派驻联络官员。
曾在日本引起舆论大哗的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一事，当两国政府冷静地坐下来协商，建立起互相通报机制后，舆论也就平静了。
关于三种农产品的贸易摩擦，应当注意到日本的农业基本上仍处于封闭状态，其产业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农民收入每况愈下，严重依赖政府的巨额财政补贴。据统计，日本政府每年对农业的财政补贴总额已大大超过日本农业年产值。任何国家的农产品进入日本都会给日本农业造成巨大冲击，都会使已经处于惨淡经营状态的日本农民更加艰难。中国三种农产品都是根据日本商社定货定向种植、定向供应的，甚至种子都是日方商社提供的。这种摩擦，其本质是日本社会内部矛盾的反映，却使中国农民深受其害。当日本人民和媒体了解到真相后，对中国也就不反感了。况且在中国委托种植的农产品确实价廉物美，深受日本城市居民的欢迎。遗憾的是我们的媒体未能将真实情况及时、迅速地介绍给日本人民。
再如，当某国偷渡人员冲击日本驻沈阳总领馆、我武警战士奋勇阻止，却被日本媒体歪曲报道时，恰逢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在日本访问，及时、客观、全面地向日本人民和媒体介绍了事件的真相，舆论很快就得到了扭转，为两国外交部门圆满处理此事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中日两国是近邻，发生这样那样的摩擦和问题并不奇怪。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平等互利的原则，总会找到合情合理的解决方式。
关于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目前已经演变为一个影响中日关系大局的十分敏感、十分复杂的政治问题。毫无疑问，中国人民作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对任何对侵略者的赞扬和顶礼膜拜的行为，都会看成是对其民族感情的伤害。日本部分政治家无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近邻国家人民感情，前往供奉着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无疑应该受到谴责。中国外交部门发表谈话、民间学者和媒体发表文章加以批判都是应该的。至于是否有必要中止政府间的正常往来和交流，甚至拒绝首脑间的会晤，则是值得商榷的。靖国神社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而且还涉及日本民族的文化背景、生死观、宗教问题和战争中充当炮灰的阵亡士兵的遗族的感情问题（日本全国遗族总数约12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10）。它涉及日本内外方方面面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自身。这个问题要靠日本人民和政治领导人的智慧自主地得到根本的解决。要让日本人民和政治领导人自己去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解决，最终势必损害日本自己的国家利益。单靠施加外力和动用外交手段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外交手段如果使用不当，还会使我们自己陷于被动。总体上，政府要做的是明确表明对此问题的政治立场和态度而不是其它，过犹不及。现在，经常出现一些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民间赔偿的活动。这些战争受害者要求声张正义的呼声，理应得到支持。但是，必须注意到，中日两国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国家关系已经正常化，民间要求赔偿应该而且也只能通过司法途径寻求解决。这些活动除要求得到赔偿外，不应带有其它目的，也不应影响中日国家关系的大局。
至于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早在中日恢复邦交后的1974年10月，邓小平会见日本朋友时就明确表示：“ ……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为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邓小平又指示：“ 谈判时，钓鱼岛主权问题最好搁置起来。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恐怕几年也解决不了。”正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加速了缔约谈判的进程。
可以说，对中日关系，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比对任何其它双边关系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对中日关系中无论是历史遗留问题或是现实发生的问题，他们都从国际战略的高度做过许多十分全面、细腻而明确的指示。这些教诲现在仍应是指导我们处理好中日关系的重要依据。只要我们认真重温这些前辈们的教导，处理好对日关系并不是一件“不能为”的事情。
关于建设北京至上海高速铁路项目，从竹下登内阁至今，一直备受日本朝野关注。日本企业界参与的愿望非常强烈。其中既有对商业利益的期待，也不乏对中国的善意。日本官方、民间都希望有一个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象征之物。实事求是地说，日本高速铁路即新干线的安全性和管理水平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新干线自建成运行至今已经历了40多年，无任何重大安全事故的记录。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公共交通管理水平不高的国家来说，确保安全是第一位的。应该为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着想，排除一切感情性的干扰因素，从实际出发，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日本企业界的真诚合作，堂堂正正地从日本引进所需软硬件及相关技术。中日两国历来都以大的合作项目（如上海宝钢等）作为纽带，维系着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双方都有这种需要。建设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铁路恰好是对双方都有益的一个很好的大型合作项目。（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