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已58年了，美军仍然驻扎在日本，美军驻军和基地费用还是由日本人民负担。原子弹受害者的名单每年都在增加，日本人民遭受的战争伤痛并未痊愈。上至日本宪法，下至公务员制度，日本的国家秩序，无一不是由美国规范的。世界发达国家中没有一个如日本这样被迫依附于美国的羽翼之下的。日本民族确实是不幸的。日本人民对58年来美国强加给他们的国家构造已经厌烦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给日本带来明显的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民要求摘掉“ 战败国”的帽子，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世界普通国家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早在80年代初期，中曾根内阁就提出了行政、财政、教育三大改革框架。到小渊内阁时，则加速了各项改革的法律进程。到了小泉内阁则开始动大手术了。其间，经历了约20年的理论、舆论和组织准备，小泉以改革派政治家的形象登场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战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得到了相当部分的民意支持。
　　作为一个普通国家，日本应该拥有自主修改宪法的权利，也有将自卫队正名为国防军的权利。凭日本目前的综合国力，要求成为政治大国、增强国防能力，要求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都是无可非议的。不能因为他们的老一辈人曾发动过侵略战争，给周边国家带来过灾难，就让他们子子孙孙永远不得翻身，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至于我们对日本政治走向和防卫力量增强的担心，则可纳入两国战略对话机制中加以澄清和沟通。同样，日本及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提升、今后政治走向及国防现代化也怀有各种猜测和不安。我们也可以利用战略对话机制来打消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偏见和不安，消除“ 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只要中日两国建立起战略信任机制，“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就会一扫而尽。无论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或是稳定和巩固香港地位的“一国两制”，以及和平统一台湾政策，都会得到正面回应。回顾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以来的25年，也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进入一个崭新时代的25年。这25年中，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全国上下都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之中，多多少少忽视了邻国日本25年来的巨大变化，或者说对邻国日本这25年来的巨大变化研究得很不充分。我们对自己的事情已经学会并适应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理论创新，开拓发展”，“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新思路，在对日关系的思维上却已大大落后于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世界潮流的变化，仍然停留在50年代、60年代或31年前中日恢复邦交时的那种认识基础上。对日本社情、民意、民心的了解也大不如前了。中国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已经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面前呈现。然而中国的对日姿态和作为却与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与中国朝气蓬勃、正在快速与世界接轨的气势相比，滞后于世界潮流的中日关系现状显得很不协调。如不尽快加以调整，不仅会严重干扰中国外交战略的全面实施，而且，一旦中美关系紧张或恶化，日本仍然别无选择，只能追随美国的话，就会成为中国真正的威胁。因此，中日关系仍是中国外交战略上的一个重大缺口。外交战略的不完整，最终必将影响国内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这就是所谓内政与外交的相互影响。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调整对日关系问题上，我们已经徘徊得太久，时不我待。

　　六、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针，积极引导
　　　媒体和舆论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70年代初期，记得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毛泽东关于突破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指示一直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一瞬间，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统治集团的头子要来中国了，还要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握手。这是多么大的冲击啊。但是，中国人民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顾大局识大体。当充分了解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后，能坚决服从。当时，人人都知道，见了美国人要“ 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多么优秀的民族啊！我们经常强调“ 舆论导向”，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是，在对外关系，特别是在对日关系上，为什么显得很不一致呢？对少数仅为商业利益而不惜制作耸人听闻的标题加以炒作的报刊及网络新闻，为什么不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政府有关部门要经常告诉媒体，中国的根本利益是什么。主管部门应该与媒体从业人员交朋友，经常交换意见，主动介绍国家的对外战略。为了国家利益，让媒体担负起对国家、社会的责任。要求他们做到在有关对外关系的报道上，真正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以感情代替政策。近年来，我们不断强调爱国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但对国际主义的教育却很不充分。殊不知，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和舆论同样也会冲击中央政府的领导，严重干扰国家的对外战略意图的实现而导致国家“软力量”的下降。
　　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顺利实现了新老领导集体的交替。“ 三个代表”思想是“ 十六大”的精髓。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中共成立82周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准确地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中国迈向21世纪，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毫无疑问，“ 三个代表”思想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指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提出了处理对外关系应遵循“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八字方针。这不仅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的对外战略及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的继承，而且也继承了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关于在国际上“ 韬光养晦、不出头”的战略思想。是“ 三个代表”思想在外交战略上的具体体现。具体落实到对日关系上，与邓小平关于“ 中日合作的重要性超过中日间的一切问题”的教导及江泽民关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建国以来，在中日关系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都历练、造就了一大批对日工作的优秀干部。与中国同其它国家的双边关系工作队伍相比，对日工作干部的阵容可谓强大。只要我们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全面理解“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积极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中日关系的前途将是十分光明的。

　　七、中日战略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31年了。与31年前相比，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形势的变化，要求中日两国携手在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共同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日两国之间必须构建起新的战略互信与战略合作关系。
　　1、中日两国应紧密合作，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保证其无核化。日本是世界上惟一的核武器受害国，对核武器的敏感和恐惧超过任何国家。没有中日两国的合作，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与稳定难以实现。
　　2、加速ASEAN＋3和中日韩三国FTA以及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加强中日合作，有利于中国一贯倡导的全球多极化，反对一国单边主义。
　　3、在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建立亚洲统一货币方面进行合作，有利于推动中国金融货币政策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4、建立两国安全保障战略互信和对话机制，实现中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互访以及实施海上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海盗、偷渡、贩毒等）的联合演习，构建两国真正的战略互信。
　　5、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特别是在南中国海打击猖獗的海盗活动，保证中东石油运输线的安全和畅通。这不但对日本能源生命线至关重要，而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也是十分必要的举措。
　　6、中日合作，开发利用俄罗斯石油资源，不但可以加强中日两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而且可以更加主动地处理对俄关系，避免中日相争，两败俱伤，第三者坐收渔人之利的局面。
　　7、在综合开发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太阳能等方面全面合作，这将有利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8、加强在海洋领域的全面合作，包括在钓鱼岛周围的海洋调查、海底油田开发、海洋环境保护、综合利用海洋资源等方面进行合作，有利于中国的海洋战略及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9、在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以及在农业、粮食生产等方面进行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同作出应有的贡献。
　　10、在人类健康、防止疾病、建立应对突发性传染疾病机制方面进行合作，有利于增强和提高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实现以上战略合作，有了一个更为良好的中日关系，只会使我们对美、对俄、对欧关系更加主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施加积极的影响。中国的外交战略总体上将会更加主动，国际声誉会更高，更有利于树立与我国力相符的新的大国形象。
　　目前，我们应首先在解决朝核问题以及加强安全保障对话问题上，更多地发挥作用，消除日本国民的疑虑。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搞好中日关系，我们需要付出的并不多。只要我们调整好思维和心态，理性而非感情化地、实事求是而非意识形态化地应对中日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中国现在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为基础，就一定会重塑一个能够适应全球化潮流的成熟而健康的中日关系，就一定能为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三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