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物价为什么越来越高？

　　今年的物价形势概括起来就一句话：柴米油盐酱醋茶、蔬菜水果肉禽蛋，凡是吃的东西，无一不涨。

　　粗算了笔账，比起去年，普通家庭每月在吃上要多花两三百块。正是这多出来的两三百，成了推高CPI的罪魁祸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比去年同期上涨6.9％，创了10年来的纪录。其中，单食品一项就让CPI涨了6.2％，换句话说，CPI的九成涨幅由食品贡献。

　　以食品的第一大类粮食为例，我们来看看市场需求和生产成本是如何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相互作用，将价格推向高处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粮食产量将达21.2亿吨，增长5.3％，创历史最高水平。尽管如此，由于石油价格高涨，生物能源变得有利可图，粮食除了传统的食品饲料用途，还成了工业原料，需求陡然增加，产量只是略长，粮价自然上扬。

　　石油不仅是能源，还是化工原料，高油价向下游传导，农机柴油、化肥、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随之上涨，增加了粮食的生产成本。

　　除原材料涨价之外，加上土地承包费用的上涨和由于农民进城打工造成的农村雇工价格上涨，一起反映到城市农贸市场的零售价上，应该说，6.6％的粮价涨幅，已经是政府做了诸多努力之后的结果了。粮食是生产肉禽蛋奶和食用油的原料，上游的所有价格波动，都会向下游传导，并且常常会被放大。

　　食品中，涨幅最大的是猪肉，暴涨了56％，三倍于食品的平均涨幅。个中原因，除了上文所述，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就是猪瘟的大规模蔓延，有的养猪大省甚至出现了成片的无猪村。

　　如果刨掉食品，CPI就只剩下1％左右。这一点让中央政府的多数财经官员都比较乐观，标准的官方用语则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意思就是，CPI虽然已经比较高了，但还不是明显的通货膨胀。

　　学术界对此的争议就比较大，最让人心里“咯口登”一下的观点是：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形成，全面通胀的迹象已经出现。

　　2、理财为什么越来越重要？

　　有句话今年特别流行：“跑不过刘翔，但要跑过CPI(消费物价指数)。”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还是挺有道理。在一个通胀——哪怕只是“结构性通胀”——的年代，要使自己手中的钱，不像热天的冰棍那样融掉了，最起码要跑赢CPI。假设今年1月，你把口袋里的钱存了定期一年的“整存整取”，那时一年期的“整存整取”利率还只有2.25％，扣掉20％的利息税，只有1.8％的账面投资回报，一年下来肯定跑不过CPI指标了，收益只能是负值。

　　对于这点，一个不做股票(只是把钱存在银行或乾脆藏在家里的人)或者做股票没多少收获的人，感受会更强烈一点；而一个从去年开始就介入股市、并分享了牛市成果的人，感受则可能会轻一点，甚至没有感受。

　　换句话说，中国社会致富的主旋律正在悄悄改变：以往，人们习惯了通过诚实劳动、量入为出、勤俭节约慢慢地积累财富；现在不少人却突然发现，原来除了劳动力这个要素外，其他要素——比如资本——对财富的增长也起著很大的作用。藉助资本的“魔方”，财富的积累速度要超过单纯依靠劳动的收入增长速度。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其中，城镇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这一项较上年大幅增加了26.5％，远远超过当年居民总收入10.4％的增幅。

　　当然“资本魔方”要能转起来，其前提条件是有“资本”。过去人们总认为“钱生钱”离自己很远——那只是富人的专利，但现在普通老百姓口袋里也有了“馀钱”。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馀额(居民储蓄中最主要的部分)将达到历史性的18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1980年400亿元的450倍。这在过去很难想像。这也是为什么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理财为什么越来越重要，还在于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发育都已经上了个新台阶，为居民的“馀钱”寻找各种保值和增值的渠道提供了可能。人们原来只能选择把馀钱存入银行或投资于国债等少数投资品种，但如今居民可以广泛投资于股票、基金、期货、外汇、黄金等多个领域。居民不仅可以投资国内市场还可以投资境外市场，不仅可以投资于金融市场还可以投资于房地产市场。

　　相信今年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触：那些较早把手中的钱投资于股市和房市的人，其财富都实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

　　虽然参与“理财”的未必是赢家——典型的是，今年虽然是大牛市，但不少投资者还亏了本，但不参与的一定是输家。这就是那句老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3、政府钱袋为什么越来越鼓？

　　政府是真的越来越富了。就看两个数字即可，一是财政收入的增幅，二是财政收入的超收。

　　先说增幅。今年中国财政收入预计将突破5万亿，同比增长接近30％，远远超过了今年GDP的增速。通常在经济结构和税收政策没有大变动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长应该与GDP增长大体同步，然而中国财政收入增幅远超GDP增速的状况已经保持了很多年。

　　再说超收。今年财政收入比年初预算的要多出7000亿—8000亿元，这令去年创新高的超收额(近4000亿元)相形见绌。今年这笔多出来的钱已经多到连政府都不知道该怎么花。

　　政府越来越富，在中国快速扩大的GDP这张大饼中，财政收入占比也越来越高，不过与此同时，工资的比重却越来越小。截至2005年，工资占GDP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15年。

　　政府有钱了，这直接体现在政府储蓄上。2000—2003年，中国新增国民储蓄中有近75％来自于政府部门，而居民储蓄率则显著下降。

　　一句话，中国超常的GDP增速所带来的好处，大头都被政府拿走了。是什么样的体制导致政府与民争利？

　　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居民收入相对停滞：居民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92年的37％下降到2003年的33％；同期，居民的财产收入自1996年以来在绝对额上出现了停滞。

　　而政府储蓄率上升，最主要是税收收入不成比例地猛增。其次，政府部门公共支出较低，收支相抵后还有不少剩馀，这又为政府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政府越来越深地直接卷入投资和生产过程，因此收入提高很快。

　　另一方面，财政收入超收部分的支出迄今为止没有受到监督和约束，基本上政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因此政府会越来越追求超收，比如年初做预算时刻意把目标降低等，好让自己的手头更宽裕，花钱比较不受制约。简单来说，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体系越来越向政府部门，而不是老百姓倾斜。

　　政府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增多，意味著政府和企业投资受金融政策的影响就越小。目前，有超过50％的投资资金来自于“自筹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明年起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收紧信贷来控制投资，恐怕也很难有明显效果。

　　4、工薪族手头为何越来越紧？

　　一个国有控股的制造业企业部门经理不久前抱怨说，现在他越来越怕失去工作。原因是他发现自己有付不清的账单，支出越来越多，而收入却未见增加。

　　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几年高速发展，2007年也不例外，GDP增速铁定超过11％，政府财政收入也有望超过5万亿元，而企业利润在最近十年中年均增长则达到惊人的38.7％(2007年的利润增幅为估算)。

　　但是个人收入这块却并不乐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最近8年来，中国职工平均工资的涨幅都在两位数以上，平均涨幅为12.9％，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是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另一项调查中却有85.4％的人自称工资涨幅不到12％，甚至有7.1％的人称4年来工资“不涨反跌”。这项调查有来自29个省区的1604人参与。

　　为何中国社会的工薪阶层——它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主体——不能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享受到更多的好处？

　　首要的原因是中国不均衡的收入分配体制。从工资收入流向看，更多的财富流向了个别的收入群体。比如，目前，中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显然，这些行业是工资增长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长”。

　　即便在同一行业中，财富也更多流向了管理层。目前有些行业管理层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达15倍，高的甚至达到了30多倍。因此即便是在垄断行业，普通职工也没有从这些“增长”中分得多少份额。

　　再从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来看，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中，分配到个人的财富又明显不及前两者。目前，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个人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另一方面，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支出又比以前多了很多，尤其在2007年物价上涨过猛的背景下。

　　5、房价为什么节节高？

　　相比其他难题，房子总是令人绝望。最近刚刚由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经济蓝皮书》，还是在强调那一套让耳朵已经听起了老茧的理论：土地供应越来越紧，经济仍在快速增长，城市化继续加速，需求仍然有增无减……

　　经过几年房价飙升的体验，这些道理已经成了妇孺皆知的“真理”。但老百姓还是不明白，房价为什么仍然越来越高？

　　其实，第一个原因仍然不得不归结为“钱多”。由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外部的热钱持续涌进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不增加货币供应。既然钱多物少，资产变得越来越昂贵，不仅是房子，股票、黄金、大宗原材料都在涨价。

　　而第二个原因是，政府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需要为城市低收入居民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但中国政府实际上自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一直实行的是不成功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没有真正承担起这个责任，因此，千军万马一时都不得不涌向了商品房。好在，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今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24号文中就已正式提出：把住房保障列为政府公共职责，并纳入政绩考核。

　　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供地制度的不合理。曾经有一度“地荒论”甚嚣尘上。但实际上，中国并非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因为土地的“水龙头”一直掌握在政府手里，才制造出“地荒”的假象。

　　即使是在市场化的“招拍挂”制度下，由于只有政府一家供应者，而土地是连片开发的，等于设置了门槛，参与“招拍挂”的只是有限的几家实力雄厚的开发商，形成不了充分竞争。他们拿到地后，一般不会将所有土地同时投入开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因此，在土地供给制度不能市场化的前提下，增加土地供应量只会增加这些大开发商的土地储备，而不一定会在同一时期内增加住房的有效供应量。如此一来，增加土地供应量也不一定能降低房价。

　　今年以来，小产权房的出现曾经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可以想像，如果小产权得到法律确认，那既可以使农民拥有本该属于自己的土地收益权，又可以对城市房价带来一定的影响。

　　但很快，小产权房被宣布禁止购买，这使土地供应主体多元化的可能重新变得渺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