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祖国

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12月12日至13日已经在北京举行，此次内容涉及到了监管透明度、加强节能和环境保护、保护和鼓励创新、食品和产品安全，以及人民币汇率和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准入、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等一系列重大的经济问题。较之今年5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此次战略对话的内容中首次列入了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从中美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合作与对话，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抵制中美都存在的保护主义倾向。

但是，从美国在对话中的表现来看，美国在对华经贸问题上正在渐渐翻出底牌，不管是围绕汇率还是贸易失衡的指责，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中国开放金融业，而后者恰恰是美国经济中最具竞争力的一块。所以，在今年的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问题成为重中之重。美方为了营造促进中国开放金融业的气氛，有意识地让招商银行获准设立纽约分行，以此来试探中国开放金融业的诚意。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前的11月中旬，中国银监会专门为招商银行开设纽约分行的申请获得美联储批准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时中国银监会的官员还透露，工商银行在美国设立分行的第一步已经通过，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可能工行也会有好消息。实际上，在中美举行战略经济对话之前，放行中资金融机构在美国设立分行，其背后的用意是要试探中方对此的态度，因为在过去的16年中，美国监管机构没有批准过一家中资银行在美国开设分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政界和商界不断敦促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美国的银行在中国内地攻城略地。截至去年底，在所有外资银行中，美资银行在内地分支机构的数量排名第二，仅次于港资银行。与此同时，中资银行共引进境外机构投资者29家，其中来自美国的有6家，名列第一。所以，在美国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业的情况下，如果自己没有做出一定表示的话，可能在对话中很难开口。

在过去的近4年时间里，为了推动金融业的改革，中资银行积极吸引外资银行入股，一度引发“贱卖论”的争议。同时，中国兑现入世承诺，逐步取消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随著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深入，多数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工作已经完成，中资银行的经营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因此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业的条件也逐渐成熟。但是，中国不是冤大头，就国内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历程而言，单纯引入外资以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阶段早已过去，中国金融业下一阶段的开放应当以对等的原则，彻底打破美国人的双重标准。事实上，在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中国要求对等开放美国也应该是乐意配合的。原因在于：美国众议院12月5日罕见地通过了一项象徵性决议，要求中国金融服务业完全对美国企业放开。在这份以绝对多数通过的决议中，美国众议院敦促政府在12月份举行的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上对中国施压，要求中方取消对外资在银行、保险及证券公司的持股限制。根据最新决议，国会要求美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在审核中国企业的美国经营许可时，应将中国是否在同一领域对美国企业进行限制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很显然，美国也已经做好了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准备。过去美国国会通过针对中国的决议大多是有关政治的，像现在那样针对金融这种单个具体问题通过决议实属罕见，其背后美国金融界起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内地股市屡创新高的背景下，美国国内苦苦挣扎于次级债“黑洞”的金融机构，自然不愿放弃中国这块“大蛋糕”。比如，美国银行首席财务官普莱斯就曾经表示，2005年6月美国银行投入30亿美元成为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现在这些股权按市场价格计算已经上升到190亿美元，从账面价值来看，增加了160亿美元。而且按照当初的协议，美国银行还可以选择将在建行持有的8.5%的股权上升为19.9%，这个选择若兑现可折合约160亿美元的潜在盈利。两者相加，美国银行在建设银行的潜在获利共约为320亿美元，足以抵消其因美国次级债造成的近40亿美元损失。另外巧合的是，就在该决议通过当天，包括财政部和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召开专门听证会，讨论次级债问题。美国财政部负责国内事务的副部长斯蒂尔在听证会上坦陈，信贷和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动荡“远未结束”。因此，美国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要求中国开放金融业，有藉此为国内金融业解困的嫌疑。

对于中国来说，在面对美方要求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压力时，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两点：一是要清楚地意识到当前阶段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是什么，中国开放国内金融是否有利于自身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对等的原则之下，利用美方的因素能否帮助自己达成目标。二是不用惧怕美方的压力，要坚信发展中美经济贸易是互利的，因此，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做出一些让步，如果不符合自身的利益，不需要无原则地迁就。这正如中国女强人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所强调的那样，希望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和美国媒体，能够倾听美国企业的呼声，能够从美国的整体利益出发，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理解中美关系的大局和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双赢的性质，采取正确的经贸政策措施，确保中美两国人民能够从不断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从对话的成果来看，虽然双方一致确认中国将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但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比如中国金融机构控股权上限等，双方的分歧仍然较大。关于金融服务业开放，中国一直采取缓慢推进的方式，第一次战略经济对话后，中美宣布中方同意纽交所、纳斯达克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连保尔森自己当时都承认，这一进步是“象徵性的”。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后，中国尽管首次派出了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主席到场，但最后也只是在扩大QFII额度上取得了进展。所以，这一次中国仍然继续做一些小幅的让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不可能一下子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中美存在这样一种长期性的对话机制，中国金融业的开放问题在以后的对话中仍然会继续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