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小说家蒋子龙最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蒋子龙在东京下榻的新大谷饭店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对中国文学的现状、个人的创作历程和目前处于文坛领导地位的一批中生代作家的现实影响和历史定位，发表了坦率的意见。
蒋子龙首先说，去年秋天去加拿大参加国际作家节，有报道称蒋子龙在海外说中国已有大师级作家出现。蒋子龙无奈地表示：凡有言说皆虚妄。蒋子龙澄清道：我的本意是说中国文坛已经有了成熟的气象，越来越大的包容性和越来越厚的创作土壤，使中国文坛有望出现大格局大气象。
蒋子龙说：中国文学经历了八、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冲击后，近些年已稳住了阵脚，心气定下来了，许多作家开始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成熟的作家戒掉了前些年的浮躁，现在有了一种从容和自信。中国作家已敢于同现实、同历史、同世界对话。“文革”结束后，在近20年里，西方过去一个世纪的小说技法在中国被迅速演练了一遍。现在，中国文学开始真正进入民族状态和现实状态，一些过去的先锋作家或实验作家也开始回归到生活现实。
同时，文坛出现了一批敢于批评的年轻批评家，他们在文坛上逐渐形成了权威──如北京的李敬泽、南京的王彬彬、广州的张柠等，年轻作家，还有老作家都愿意倾听并接受他们的意见。如今的中国文学真正恢复了自信，风格流派呈现多元体多层面，色彩丰富，包容性大，在这样的土壤里，不知什么时候会冒出几个成熟的大作家。近年来，一些作家已具备了大作家的气象，他们关注的内容，文字的功力，都有了初步的大家规模，比如莫言、铁凝、李国文、周大新、迟子建等，作品写得很出色，厦门的须一瓜写《蛇功》也令人赞叹。
近几年，中国文坛进入了长篇小说创作活跃期。对此现象，蒋子龙认为，一个作家到了一定年龄，有了一定的生活积累，就觉得要把自己的积累写出来，年轻时赶稿子，老了有宽裕，能静下心来写长篇。但长篇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缘”，命中注定有长篇，才能写长篇。长篇是命运的赐予，是生活的赐予。打个比方，只有怀了孕才能生孩子，没有怀孕过程，想生孩子太难了。硬写长篇很吃力，往往吃力不讨好。另一方面，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长篇多不是坏事，但好的长篇不多。美国好莱坞每年收到35万个故事，从其中挑出3万个故事讨论，再从中挑出3000个故事投入拍摄。中国即使每年涌现出700～800部长篇，一天才2部，不算多。这些年，长篇的出版也受市场调节，没市场没价值的长篇不再出版，长篇创作进入了正常轨道，比如李佩甫的《羊的门》，周大新的《21世纪大厦》，董立勃的《白豆》，铁凝的《大浴女》等，都很精彩。
蒋子龙个人创作以中短篇小说见长，迄今为止创作出版过4部长篇小说?《蛇神》（1986），《子午流注》（1989），《人气》（1999）和《空洞》（2001）。1990年下半年起，蒋子龙在《文汇报》开设第一个专栏，精力较多投入散文随笔写作，迄今已有十余本散文集。十年来，蒋子龙对散文随笔有很大兴趣，他也承认写专栏影响了小说创作需要的集中精力。
文学史一直把蒋子龙创作于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视作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这部小说也给蒋子龙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声誉。但蒋子龙认为《乔》并不是自己创作的最高状态，这篇小说也不是自己的成名作。蒋的成名作是于197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副刊》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受到了批判。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作为续篇发表，引起社会轰动，批判之声也不绝于耳，蒋子龙承认，《乔厂长上任记》有锐气，生逢其时，遭遇了最适合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获得承认是人心交汇的结果。后来，也写过许多创作状态更佳的作品，但运气不佳，影响不及《乔》。
像蒋子龙这样一批“ 文革”后登上文坛的中生代作家，如今都担任着文坛的领导职务。蒋子龙目前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蒋子龙觉得当官与创作没有冲突，他始终以一个作家的心态在写作，看透了官场和名利，不说假话，也不争名利，直道而行，不做缺德事。王蒙说过，当官影响写作，那是笨蛋。蒋子龙认同这种看法。蒋子龙认为他们这批中生代作家对中国文坛的作用是功不可抹，承上启下。最重要的影响显示为：1、他们不再习惯整人，有利文坛稳定，维护了正常的秩序和自由的创作气氛；2、他们对文学的现实品格很重视，长年坚持文学的现实道路，创作上有基本的稳定性；3、没有50～70岁这批作家，中国当代文学会显得分量不够；4、这批作家生命力强，创作时间长，从70年代末至今，一大批人仍然活跃在文坛上。
蒋子龙首先说，去年秋天去加拿大参加国际作家节，有报道称蒋子龙在海外说中国已有大师级作家出现。蒋子龙无奈地表示：凡有言说皆虚妄。蒋子龙澄清道：我的本意是说中国文坛已经有了成熟的气象，越来越大的包容性和越来越厚的创作土壤，使中国文坛有望出现大格局大气象。
蒋子龙说：中国文学经历了八、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冲击后，近些年已稳住了阵脚，心气定下来了，许多作家开始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成熟的作家戒掉了前些年的浮躁，现在有了一种从容和自信。中国作家已敢于同现实、同历史、同世界对话。“文革”结束后，在近20年里，西方过去一个世纪的小说技法在中国被迅速演练了一遍。现在，中国文学开始真正进入民族状态和现实状态，一些过去的先锋作家或实验作家也开始回归到生活现实。
同时，文坛出现了一批敢于批评的年轻批评家，他们在文坛上逐渐形成了权威──如北京的李敬泽、南京的王彬彬、广州的张柠等，年轻作家，还有老作家都愿意倾听并接受他们的意见。如今的中国文学真正恢复了自信，风格流派呈现多元体多层面，色彩丰富，包容性大，在这样的土壤里，不知什么时候会冒出几个成熟的大作家。近年来，一些作家已具备了大作家的气象，他们关注的内容，文字的功力，都有了初步的大家规模，比如莫言、铁凝、李国文、周大新、迟子建等，作品写得很出色，厦门的须一瓜写《蛇功》也令人赞叹。
近几年，中国文坛进入了长篇小说创作活跃期。对此现象，蒋子龙认为，一个作家到了一定年龄，有了一定的生活积累，就觉得要把自己的积累写出来，年轻时赶稿子，老了有宽裕，能静下心来写长篇。但长篇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缘”，命中注定有长篇，才能写长篇。长篇是命运的赐予，是生活的赐予。打个比方，只有怀了孕才能生孩子，没有怀孕过程，想生孩子太难了。硬写长篇很吃力，往往吃力不讨好。另一方面，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长篇多不是坏事，但好的长篇不多。美国好莱坞每年收到35万个故事，从其中挑出3万个故事讨论，再从中挑出3000个故事投入拍摄。中国即使每年涌现出700～800部长篇，一天才2部，不算多。这些年，长篇的出版也受市场调节，没市场没价值的长篇不再出版，长篇创作进入了正常轨道，比如李佩甫的《羊的门》，周大新的《21世纪大厦》，董立勃的《白豆》，铁凝的《大浴女》等，都很精彩。
蒋子龙个人创作以中短篇小说见长，迄今为止创作出版过4部长篇小说?《蛇神》（1986），《子午流注》（1989），《人气》（1999）和《空洞》（2001）。1990年下半年起，蒋子龙在《文汇报》开设第一个专栏，精力较多投入散文随笔写作，迄今已有十余本散文集。十年来，蒋子龙对散文随笔有很大兴趣，他也承认写专栏影响了小说创作需要的集中精力。
文学史一直把蒋子龙创作于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视作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这部小说也给蒋子龙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声誉。但蒋子龙认为《乔》并不是自己创作的最高状态，这篇小说也不是自己的成名作。蒋的成名作是于197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副刊》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受到了批判。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作为续篇发表，引起社会轰动，批判之声也不绝于耳，蒋子龙承认，《乔厂长上任记》有锐气，生逢其时，遭遇了最适合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获得承认是人心交汇的结果。后来，也写过许多创作状态更佳的作品，但运气不佳，影响不及《乔》。
像蒋子龙这样一批“ 文革”后登上文坛的中生代作家，如今都担任着文坛的领导职务。蒋子龙目前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蒋子龙觉得当官与创作没有冲突，他始终以一个作家的心态在写作，看透了官场和名利，不说假话，也不争名利，直道而行，不做缺德事。王蒙说过，当官影响写作，那是笨蛋。蒋子龙认同这种看法。蒋子龙认为他们这批中生代作家对中国文坛的作用是功不可抹，承上启下。最重要的影响显示为：1、他们不再习惯整人，有利文坛稳定，维护了正常的秩序和自由的创作气氛；2、他们对文学的现实品格很重视，长年坚持文学的现实道路，创作上有基本的稳定性；3、没有50～70岁这批作家，中国当代文学会显得分量不够；4、这批作家生命力强，创作时间长，从70年代末至今，一大批人仍然活跃在文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