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引退，胡锦涛全面接棒，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胡锦涛时代”。在新的历史转换期，中日关系如何变化，吸引社会各界关注，也是学者们研讨和分析的主要话题。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旅日华人学者朱建荣先生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有继承性；中国民族主义抬头，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从江时代转换到胡时代，中日解决历史问题不妨从“入口论”转换为“出口论”。
朱建荣认为，胡锦涛全面执政后，中国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依然有继承性，不可能像一部分日本人期待的那样发生急转。其实，在后江时代，中国政府已经注重改善中日关系，作了不少努力。现在，两国的民间感情成为日益重要的制约因素，不能小觑。一方面，日本经济十余年徘徊不前，社会保守倾向增强，日本对于中国经济急剧发展，内心感受也比较复杂；另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也存在着民族主义抬头的倾向，其最初标志是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当时，中国的民族情绪主要是反美，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中国更出现了反美浪潮。2001年发生9．11事件后，中美在战略利益上达成妥协，中美对立进入舒缓期。就从当年开始，日本小泉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中国民族主义的矛头由美国转向日本，这个切换期是在2001年，小泉的靖国参拜是导火线。
日本把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归咎为爱国主义教育，既不是事实，更不利于冷静地解决问题。首先，这种指责的前提是仍然认为中国的社会舆论可以由政府来操控或灌输，不了解中国社会多元化的现状；其次，把责任推诿给中国的爱国教育，就可以回避日本的责任。其实，韩国的反殖民地教育（反日教育）比中国更激烈，影响也更深远。
朱建荣指出，对于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新领导层来说，如何正确处理好民意，是今后几年执政的一大课题。一、政府外交要考虑民间情绪，不可能走得太快、变得太急；二、政府也不能变成民粹主义的代言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其民族主义应表现为自信和胸怀宽广，不能堕落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三、中国看到日本在历史认识方面有问题，也应看到日本在战后的变化。对于日本不可能复活军国主义，不可能单独危害亚洲和平的现实，要有清醒的估计，并对国民做实事求是的说明。今后，中国最大的外交制约还是美国，日本作为中国近邻，仍是中国的主要合作对象。
针对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历史问题，朱建荣认为胡锦涛时代与江泽民时代可能会发生微妙不同。江泽民时代实行“入口论”：历史问题是解决其他所有问题的入口和前提。胡锦涛时代会转向“ 出口论”：在友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最终超越并化解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不是友好的前提，而是发展的结果，这也符合邓小平讲的“ 发展中日友好是对日本右派最好的打击”。从这个视角出发，中国新一代领导在中日关系中值得期待。
日本正在谋求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本有实力、有雄心，不是坏事，但日本要真正成为常任理事国，首先应具有与此地位相符的对世界的独特主张，发挥独特作用，不能成为美国的表决机器。另外，日本最终需要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支持，不能光顾着打扫外围，最后逼使中国默认，这样的策略是不明智的。
朱建荣称，中国老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5月7日，胡锦涛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议高村正彦时首次提出了中日应建立双赢关系；王毅大使来日后也讲要考虑双方国民的感情。日本如何呼应中方的诚意，有待观察。只要双方都有搞好关系的意愿，中日关系仍是充满希望的。
朱建荣认为，胡锦涛全面执政后，中国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依然有继承性，不可能像一部分日本人期待的那样发生急转。其实，在后江时代，中国政府已经注重改善中日关系，作了不少努力。现在，两国的民间感情成为日益重要的制约因素，不能小觑。一方面，日本经济十余年徘徊不前，社会保守倾向增强，日本对于中国经济急剧发展，内心感受也比较复杂；另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也存在着民族主义抬头的倾向，其最初标志是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当时，中国的民族情绪主要是反美，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中国更出现了反美浪潮。2001年发生9．11事件后，中美在战略利益上达成妥协，中美对立进入舒缓期。就从当年开始，日本小泉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中国民族主义的矛头由美国转向日本，这个切换期是在2001年，小泉的靖国参拜是导火线。
日本把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归咎为爱国主义教育，既不是事实，更不利于冷静地解决问题。首先，这种指责的前提是仍然认为中国的社会舆论可以由政府来操控或灌输，不了解中国社会多元化的现状；其次，把责任推诿给中国的爱国教育，就可以回避日本的责任。其实，韩国的反殖民地教育（反日教育）比中国更激烈，影响也更深远。
朱建荣指出，对于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新领导层来说，如何正确处理好民意，是今后几年执政的一大课题。一、政府外交要考虑民间情绪，不可能走得太快、变得太急；二、政府也不能变成民粹主义的代言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其民族主义应表现为自信和胸怀宽广，不能堕落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三、中国看到日本在历史认识方面有问题，也应看到日本在战后的变化。对于日本不可能复活军国主义，不可能单独危害亚洲和平的现实，要有清醒的估计，并对国民做实事求是的说明。今后，中国最大的外交制约还是美国，日本作为中国近邻，仍是中国的主要合作对象。
针对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历史问题，朱建荣认为胡锦涛时代与江泽民时代可能会发生微妙不同。江泽民时代实行“入口论”：历史问题是解决其他所有问题的入口和前提。胡锦涛时代会转向“ 出口论”：在友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最终超越并化解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不是友好的前提，而是发展的结果，这也符合邓小平讲的“ 发展中日友好是对日本右派最好的打击”。从这个视角出发，中国新一代领导在中日关系中值得期待。
日本正在谋求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本有实力、有雄心，不是坏事，但日本要真正成为常任理事国，首先应具有与此地位相符的对世界的独特主张，发挥独特作用，不能成为美国的表决机器。另外，日本最终需要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支持，不能光顾着打扫外围，最后逼使中国默认，这样的策略是不明智的。
朱建荣称，中国老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5月7日，胡锦涛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议高村正彦时首次提出了中日应建立双赢关系；王毅大使来日后也讲要考虑双方国民的感情。日本如何呼应中方的诚意，有待观察。只要双方都有搞好关系的意愿，中日关系仍是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