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辞去军委主席职务以后，本报记者就胡锦涛全面掌权后中日关系的走向等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昭奎与北京大学教授，一位不愿署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他们都认为，在江泽民辞职后，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会有明显变化。
冯昭奎说，从胡锦涛和河野洋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胡对中日关系是双管齐下，就是历史问题要坚持，中日关系要发展，发展中日关系，符合中国国际战略的大局。我们不能只讲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历史，而是要讲三个历史——二千年的友好交流史、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恢复邦交以后共同发展的历史。
中日关系能有今天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前辈们有时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如田中角荣访中前，日本右翼就威胁要杀他。从现在日本方面来看，自民党内的亲中派和知中派还不少，如河野洋平是亲中派，福田康夫和额贺福志郎最近成立了“ 中国研究会”，外务省的知中派也不会消亡，执政党中还有公明党，民主党和自民党也不是没有区别，如民主党党魁冈田就明确表示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社民党虽然变小，但还是中国的老朋友。因此，在日本和平主义还是主流。日本老百姓也都希望和平，而和平主义是天然的知中派，和平的力量终究会使中日间着眼长远，深化交流，扩大合作。
胡锦涛与河野的谈话，和他在对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是一致的，说明他在学习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靖国神社问题在中日间形成死结，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如我们可以不以小泉个人为对手，不让政治关系的冷淡影响中日关系其它方面。小泉的靖国参拜问题虽然不能低估，但也不能因此就说他是反中派，他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是很慎重的。小泉在日本历代首相中最亲美，这种外交路线是有偏差的，但亲美并不一定反华，因为中美关系并不是对抗的关系。
四中全会以后，我们觉得中国有关中日关系的原则更清楚了，就是既要坚持以史为鉴的原则，又要重视中日友好的大局。
北大教授、一名中日关系专家则说：中日关系中矛盾比较多，谁上台，谁下去，改变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不大，中日关系走到今天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从复交以后，第一个十年很好，那时日本很重视中日关系，因为那时日本需要能源和市场。当时日本之所以着急和中国复交，与当时的美国因素有很大关系。如1971年7月的尼克松冲击，当时尼克松要用“ 绳子换绳子”──就是把冲绳归还日本，而日本主动减少对美国的纺织品进口。当时的佐藤首相对美国方面说：明白了。但他回去以后换了三届通产大臣，仍然无济于事，日本业界的抵抗很大。美国尼克松开始惩治日本，首先是实行黄金和美元脱钩，使日元一下从360元兑一美元上升为308元兑换一日元，然后还提高了进口税。第二次冲击就是尼克松闪电访中，对日本实行越顶外交。第三次冲击就是中东石油危机的冲击。这些因素使日本在当时急于和中国搞好关系，那时日本很需要中国的原油和市场，那时的贸易额不到120亿，中国出超60亿，中日开始经济摩擦，那时的教科书问题、历史问题，都是经济摩擦的表面化。
90年代以后，日本在这两方面的需求都不存在了。首先中国成了石油进口国，再一个就是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面向全世界开放，无需特意“ 搞好关系”。现在中国非常需要日本的汽车，但日本担心过不了几年中国就很快赶过日本。现在日本爱媛县造船的订单已预定到了2008年，但过不了几年，中国造船业就会超过日本。现在中日间在能源方面竞争得也很厉害，中国刚刚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石油管道协定，川口大臣就去那些国家，答应帮助他们把铁路修到印度洋，以向日本运送石油。中国去修湄公河，日本就去建东西走廊，春晓油气田开发了十几年，日本也不说话，偏偏现在说话，在亚洲杯问题上也是小题大做。
日本现在的动机是中国可以发展，但不能发展太快。现在中日间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上升，而且互为发泄民族主义情绪的最佳对家。因此，从中日的具体情况来看，两国的恩恩怨怨与经济发展有关，更和经济反差有关，不是十年八年能解决的，无论谁上台，都不可能马上扭转。
另外，本报记者就江泽民辞职后的中日关系走向，采访了《每日新闻》论说委员金子秀敏，他发表了如下见解。
日中关系的基本状态不会改变。日本有人认为：江泽民是反日的，而胡锦涛是日中关系的改善派。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所说的历史认识问题，不是靖国神社问题，而是甲级战犯是否平反的问题。中日关系的改善，必然要解决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不解决，马上想改善关系是很难的，中国所说的历史问题并不是靖国神社问题，如果这样，不就是把日本人都看做敌人了吗？中国希望的是甲级战犯分祀，或是制定出首相在任中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规则。
冯昭奎说，从胡锦涛和河野洋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胡对中日关系是双管齐下，就是历史问题要坚持，中日关系要发展，发展中日关系，符合中国国际战略的大局。我们不能只讲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历史，而是要讲三个历史——二千年的友好交流史、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恢复邦交以后共同发展的历史。
中日关系能有今天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前辈们有时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如田中角荣访中前，日本右翼就威胁要杀他。从现在日本方面来看，自民党内的亲中派和知中派还不少，如河野洋平是亲中派，福田康夫和额贺福志郎最近成立了“ 中国研究会”，外务省的知中派也不会消亡，执政党中还有公明党，民主党和自民党也不是没有区别，如民主党党魁冈田就明确表示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社民党虽然变小，但还是中国的老朋友。因此，在日本和平主义还是主流。日本老百姓也都希望和平，而和平主义是天然的知中派，和平的力量终究会使中日间着眼长远，深化交流，扩大合作。
胡锦涛与河野的谈话，和他在对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是一致的，说明他在学习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靖国神社问题在中日间形成死结，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如我们可以不以小泉个人为对手，不让政治关系的冷淡影响中日关系其它方面。小泉的靖国参拜问题虽然不能低估，但也不能因此就说他是反中派，他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是很慎重的。小泉在日本历代首相中最亲美，这种外交路线是有偏差的，但亲美并不一定反华，因为中美关系并不是对抗的关系。
四中全会以后，我们觉得中国有关中日关系的原则更清楚了，就是既要坚持以史为鉴的原则，又要重视中日友好的大局。
北大教授、一名中日关系专家则说：中日关系中矛盾比较多，谁上台，谁下去，改变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不大，中日关系走到今天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从复交以后，第一个十年很好，那时日本很重视中日关系，因为那时日本需要能源和市场。当时日本之所以着急和中国复交，与当时的美国因素有很大关系。如1971年7月的尼克松冲击，当时尼克松要用“ 绳子换绳子”──就是把冲绳归还日本，而日本主动减少对美国的纺织品进口。当时的佐藤首相对美国方面说：明白了。但他回去以后换了三届通产大臣，仍然无济于事，日本业界的抵抗很大。美国尼克松开始惩治日本，首先是实行黄金和美元脱钩，使日元一下从360元兑一美元上升为308元兑换一日元，然后还提高了进口税。第二次冲击就是尼克松闪电访中，对日本实行越顶外交。第三次冲击就是中东石油危机的冲击。这些因素使日本在当时急于和中国搞好关系，那时日本很需要中国的原油和市场，那时的贸易额不到120亿，中国出超60亿，中日开始经济摩擦，那时的教科书问题、历史问题，都是经济摩擦的表面化。
90年代以后，日本在这两方面的需求都不存在了。首先中国成了石油进口国，再一个就是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面向全世界开放，无需特意“ 搞好关系”。现在中国非常需要日本的汽车，但日本担心过不了几年中国就很快赶过日本。现在日本爱媛县造船的订单已预定到了2008年，但过不了几年，中国造船业就会超过日本。现在中日间在能源方面竞争得也很厉害，中国刚刚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石油管道协定，川口大臣就去那些国家，答应帮助他们把铁路修到印度洋，以向日本运送石油。中国去修湄公河，日本就去建东西走廊，春晓油气田开发了十几年，日本也不说话，偏偏现在说话，在亚洲杯问题上也是小题大做。
日本现在的动机是中国可以发展，但不能发展太快。现在中日间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上升，而且互为发泄民族主义情绪的最佳对家。因此，从中日的具体情况来看，两国的恩恩怨怨与经济发展有关，更和经济反差有关，不是十年八年能解决的，无论谁上台，都不可能马上扭转。
另外，本报记者就江泽民辞职后的中日关系走向，采访了《每日新闻》论说委员金子秀敏，他发表了如下见解。
日中关系的基本状态不会改变。日本有人认为：江泽民是反日的，而胡锦涛是日中关系的改善派。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所说的历史认识问题，不是靖国神社问题，而是甲级战犯是否平反的问题。中日关系的改善，必然要解决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不解决，马上想改善关系是很难的，中国所说的历史问题并不是靖国神社问题，如果这样，不就是把日本人都看做敌人了吗？中国希望的是甲级战犯分祀，或是制定出首相在任中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