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石

　　记者：最近听说您发表过谈话，说中日关系不能以历史问题为基础，能不能谈一谈您的具体看法？
　　何方：我的这段谈话，发表在今年3月份《社会科学论坛》上。所谈内容如下：谈国家关系的基础，我认为只能是国家的战略利益。也就是邓小平说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著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提出以历史问题为国家关系的基础，既不实际也不合适。因为要算历史帐，任何国家和它的邻国以及大国之间的关系都搞不好。中国和所有邻国及西方列强都有历史问题，要取得共识恐怕永远都不可能，那是不是就一直对抗下去？所以历史问题既不应忘记，也不应过分强调，而应理性地认识和著重从中汲取教训。要避免用历史问题挑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加深国家民族间的对立。当前在中日关系上就存在著这个问题。
　　把中日关系的基础放在历史问题的认同上，恐怕很难行得通。把算历史帐摆在首位，就使两国关系不断恶性循环，那合乎我国的战略利益吗？而且不光日本，其他国家也是一样。例如俄罗斯占了我们150万平公里的土地，它就是不承认，连列宁、斯大林都不承认，那两国关系就不能搞好了？各国都有这个问题，如果算老帐都搞不好关系。德国和波兰不行，德国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行，俄罗斯与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在历史问题上永远也达不成共识。
　　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是不错的。邓小平和胡耀邦等领导人，都以向前看的姿态处理对日关系，两国人民也都喊著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口号，双方基本上消除了相互仇视的情绪，文化交流、经济交流都很好。直到90年代后，中日关系才开始逐渐变坏了。对我来说，80年代中日关系友好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是日本研究所所长，常去日本，亲身感受到了日本人的“中国热”，对我们真是友好热情。从南到北，到处领著转，宴请游览、送礼留念。日本一些高级文化人、著名学者，乃至学界领袖人物如有泽广巳，对我很友好，成了忘年交。日本许多内阁大臣和首相都是有泽的学生，他领著我去见过首相和一些大臣。那些人见他显得毕恭毕敬。日本人尊师礼貌比咱们强。他跟他们说，以后你们公开的资料都要寄给何方先生一份。有些单位如企划厅，直到现在还在寄。当然这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主要是当时有中日友好的背景。
　　记者：目前中日在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发生争吵，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何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是好了，一切问题都好办。80年代也有钓鱼岛问题，那时海外爱国人士也发起了保钓运动。但是那时候没有影响两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