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从日本的报纸，杂志还有电视新闻中，都能深刻感受到日本政坛弥漫着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主张“恢复神道国家的尊严”，张扬种族优越意识，“拯救日本沉没”为政治诉求的各类鹰派政治人物，在平面和电子媒介上都呈现过去不曾有的高强度曝光率。
面对东亚地缘政治变动，日本舆论界出现了一个世人瞩目的新动向，即原本立场殊异，倾向不同的日本传媒，在对中报道上开始出现了高度的趋同性，也就是总右倾化倾向：凡是“有勇”“有谋”敢于和中国抗衡叫板的政治精英，大都能攻占舆论市场的制高点，获得不少受众的鼓掌喝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然原因是多重复合的，但我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源自中日两国国家关系性格的变动，以及为了“适应”这种变动，受众与大众媒介之间必须在新的认知基础上确立一种彼此照应的互动关系。
我们知道，决定国家关系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双方的力平衡关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是86年来到日本的，那时中日之间综合国力的对比差距悬殊，国民对中姿态也比较大度从容，除了《产经新闻》，其它平面或电子媒介也多是比较积极地报道中日关系的，中日关系处在比较友好稳定的状态。但近10多年来，由于中日两国总体实力一直处在我长彼消状态，也就是中国不断崛起和日本持续衰退，国民对中感情认知也就随之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显著变化。日本为什么这几年加速右倾化，实际上和东亚地缘政治的变动导致日本国民出现普遍的挫折感和焦躁感，大和民族的自信心受到重创有关。一般国民，希望能回到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七十年代，那是大和民族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年代。一些右翼意见领袖就远不是仅仅回到七，八十年代了，他们希望回到战前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政治秩序中。更有甚者则希望回到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的“辉煌岁月”中。这些右翼意见领袖利用了国民的这种挫折和焦躁感，他们不仅迎合了国民心理的变化，更希望将社会舆论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就日中关系的变动而言，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所的天儿慧教授有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观点，他认为日中建交后日本国民中有四种意识对日中关系的发展有影响：一种是对中国文化的崇敬，包括敬畏意识。第二种是战争负罪心理，对于侵略中国的战争的负罪意识。第三种是东西意识，也就是冷战意识。第四种是南北意识，也就是经济发达的日本和经济落后的中国的意识。
如果说这四种意识成立的话，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在这四种意识中，有两种意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是起正向推力作用的，这就是第一种“中国文化崇敬意识”和第二种“战争负罪意识”。但第三种意识，即“东西意识”对发展中日关系则完全是负面的阻力。而第四种的“南北意识”则是正负拉力都有，也就是部分日本国民认为中日经济实力差距太大，出自同情立场或是出自将来日本在华商业利益的考量，认为应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第四种意识中的这一立场，可以促成对中关系上的正面推力；但在这一“南北意识”中，也还有另外一种立场，这就是抱持一种对中优越感，无视或鄙视中国的存在，甚至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积贫积弱的邻国，这一考虑当然就是负面的阻力了。那么，四种不同意识下最终形成的合力，显然是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的。当然，无论是对中国文化的崇敬，还是战争负罪意识，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思考，在年长者群体中非常突出，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在今日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前两种意识，或者说正面因素随着老一代人逐渐过世已经越来越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觉得父辈对中国、对亚洲可能有亏欠，但是新一辈并没有承继这一“原罪”的义务，特别是媒介也反复向社会灌输一个观点，以ODA援助而言，说给中国的援助事实上是一种变相的战争赔款，其中三兆日元的对中援助都是来自国民的税金，承担这一税金的主体是日本的年轻一代，让这些和战争没关系的年轻人来变相地负担战争赔偿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等等。新媒介的不断创新发展，也使年轻人越来越失去了对历史，对传统的关心。而第四种意识，也就是南北意识，又由于中日两国实力的急速接近，促使其中的正面推力逐渐消失，负面的反弹力更为强烈。现在，原来四种不同方向，并且是正面远远强于负面的力量，变成了负向的阻力远远大于正向的推力，第三种意识也就是对中认识上的“东西冷战意识”，越来越成为很多日本政治家的对中基本姿态。媒介的变化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国民社会心理的这种变化，而变化了的媒介又不断地推波助澜，促使国民的社会心理急速凝聚成具有主流价值的社会舆论。可以说，国民的社会心理，大众媒介，社会舆论三者形成了一个互为因果关系的共生构造，而导致这一传播构造在对中报道上愈来愈右倾化的要因，便是中日两国国家关系性格的变动。庆应大学的小岛朋之先生有一句很精辟的论述，他说无论如何我们也难以否认，持续崛起的中国这一强烈印象，是左右日本国民重新建立对中认识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中日关系难以理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人很难心平气和地接受中国的崛起。一个半身不遂，但还没有严重失血的中国，一般来说是这些人心中“理想的中国像”。但目前，日本又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的急速崛起，成为他们所希望的这样一个国家，国民的对中意识也就无可避免的向右倾斜。在社会传播学应用领域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式叫做“认知不和谐理论”，即当受众处在某个剧烈变动的环境中，新的事件，新的信息与当事者固有的认知产生矛盾，而当事者本人又无力控制这种变动时，就会产生一种心理苦痛的不和谐反应，为了减轻这种内心的不和谐，当事者会自然地寻求那些与自己固有的认知相和谐，并能带来精神上“愉悦”的新信息。而追求最大商业利益的媒介也有义务为自己的受众摆脱这种不和谐的苦痛，主动为他们提供新的信息，新的社会支持。
对于日中两国国力的彼消我长引发两国力平衡关系的剧烈变动，多数日本国民一直有“不和谐”的排斥反应，因为这种新变动造成了日本国民内心的挫折感和失落感。日本的大众媒介基于共同的价值判断，对于国民的这种心理挫折感显示了高度的认同，并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迎合这种变化，依据与“认知不和谐理论”相关联的“平衡模式”，在对中报道上则必须“功能性选择”地加大对中负面新闻的报道，从而为心理失衡的日本受众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
面对东亚地缘政治变动，日本舆论界出现了一个世人瞩目的新动向，即原本立场殊异，倾向不同的日本传媒，在对中报道上开始出现了高度的趋同性，也就是总右倾化倾向：凡是“有勇”“有谋”敢于和中国抗衡叫板的政治精英，大都能攻占舆论市场的制高点，获得不少受众的鼓掌喝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然原因是多重复合的，但我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源自中日两国国家关系性格的变动，以及为了“适应”这种变动，受众与大众媒介之间必须在新的认知基础上确立一种彼此照应的互动关系。
我们知道，决定国家关系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双方的力平衡关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是86年来到日本的，那时中日之间综合国力的对比差距悬殊，国民对中姿态也比较大度从容，除了《产经新闻》，其它平面或电子媒介也多是比较积极地报道中日关系的，中日关系处在比较友好稳定的状态。但近10多年来，由于中日两国总体实力一直处在我长彼消状态，也就是中国不断崛起和日本持续衰退，国民对中感情认知也就随之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显著变化。日本为什么这几年加速右倾化，实际上和东亚地缘政治的变动导致日本国民出现普遍的挫折感和焦躁感，大和民族的自信心受到重创有关。一般国民，希望能回到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七十年代，那是大和民族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年代。一些右翼意见领袖就远不是仅仅回到七，八十年代了，他们希望回到战前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政治秩序中。更有甚者则希望回到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的“辉煌岁月”中。这些右翼意见领袖利用了国民的这种挫折和焦躁感，他们不仅迎合了国民心理的变化，更希望将社会舆论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就日中关系的变动而言，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所的天儿慧教授有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观点，他认为日中建交后日本国民中有四种意识对日中关系的发展有影响：一种是对中国文化的崇敬，包括敬畏意识。第二种是战争负罪心理，对于侵略中国的战争的负罪意识。第三种是东西意识，也就是冷战意识。第四种是南北意识，也就是经济发达的日本和经济落后的中国的意识。
如果说这四种意识成立的话，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在这四种意识中，有两种意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是起正向推力作用的，这就是第一种“中国文化崇敬意识”和第二种“战争负罪意识”。但第三种意识，即“东西意识”对发展中日关系则完全是负面的阻力。而第四种的“南北意识”则是正负拉力都有，也就是部分日本国民认为中日经济实力差距太大，出自同情立场或是出自将来日本在华商业利益的考量，认为应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第四种意识中的这一立场，可以促成对中关系上的正面推力；但在这一“南北意识”中，也还有另外一种立场，这就是抱持一种对中优越感，无视或鄙视中国的存在，甚至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积贫积弱的邻国，这一考虑当然就是负面的阻力了。那么，四种不同意识下最终形成的合力，显然是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的。当然，无论是对中国文化的崇敬，还是战争负罪意识，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思考，在年长者群体中非常突出，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在今日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前两种意识，或者说正面因素随着老一代人逐渐过世已经越来越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觉得父辈对中国、对亚洲可能有亏欠，但是新一辈并没有承继这一“原罪”的义务，特别是媒介也反复向社会灌输一个观点，以ODA援助而言，说给中国的援助事实上是一种变相的战争赔款，其中三兆日元的对中援助都是来自国民的税金，承担这一税金的主体是日本的年轻一代，让这些和战争没关系的年轻人来变相地负担战争赔偿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等等。新媒介的不断创新发展，也使年轻人越来越失去了对历史，对传统的关心。而第四种意识，也就是南北意识，又由于中日两国实力的急速接近，促使其中的正面推力逐渐消失，负面的反弹力更为强烈。现在，原来四种不同方向，并且是正面远远强于负面的力量，变成了负向的阻力远远大于正向的推力，第三种意识也就是对中认识上的“东西冷战意识”，越来越成为很多日本政治家的对中基本姿态。媒介的变化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国民社会心理的这种变化，而变化了的媒介又不断地推波助澜，促使国民的社会心理急速凝聚成具有主流价值的社会舆论。可以说，国民的社会心理，大众媒介，社会舆论三者形成了一个互为因果关系的共生构造，而导致这一传播构造在对中报道上愈来愈右倾化的要因，便是中日两国国家关系性格的变动。庆应大学的小岛朋之先生有一句很精辟的论述，他说无论如何我们也难以否认，持续崛起的中国这一强烈印象，是左右日本国民重新建立对中认识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中日关系难以理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人很难心平气和地接受中国的崛起。一个半身不遂，但还没有严重失血的中国，一般来说是这些人心中“理想的中国像”。但目前，日本又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的急速崛起，成为他们所希望的这样一个国家，国民的对中意识也就无可避免的向右倾斜。在社会传播学应用领域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式叫做“认知不和谐理论”，即当受众处在某个剧烈变动的环境中，新的事件，新的信息与当事者固有的认知产生矛盾，而当事者本人又无力控制这种变动时，就会产生一种心理苦痛的不和谐反应，为了减轻这种内心的不和谐，当事者会自然地寻求那些与自己固有的认知相和谐，并能带来精神上“愉悦”的新信息。而追求最大商业利益的媒介也有义务为自己的受众摆脱这种不和谐的苦痛，主动为他们提供新的信息，新的社会支持。
对于日中两国国力的彼消我长引发两国力平衡关系的剧烈变动，多数日本国民一直有“不和谐”的排斥反应，因为这种新变动造成了日本国民内心的挫折感和失落感。日本的大众媒介基于共同的价值判断，对于国民的这种心理挫折感显示了高度的认同，并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迎合这种变化，依据与“认知不和谐理论”相关联的“平衡模式”，在对中报道上则必须“功能性选择”地加大对中负面新闻的报道，从而为心理失衡的日本受众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