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宫崎公立大学教授 王智新
四月中国爆发的对日示威，不少人都觉得来势之猛，范围之广，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乃至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太出乎意料之外了。但是，本人觉得，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要知道，“五四”运动时，在北京爆发游行后，几乎经过一个月才传遍不到半个中国。但是，我一点也没感到意外，只是觉得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也就是说学到点什么，长点知识，而不是老生常谈地重复过去那些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所谓“理论”。本人认为，自从前年所谓的“新思考”开始，直到今年春上的“风暴”，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日本，重新制定和调整我们的对日政策。综观我们以前的对日政策，本人认为，与现实日本相去太远，简直是在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勾勒出一个日本，然后与原本不存在的虚像交手，还颇为得意。略举二例：
首先，关于教科书问题。1982年确实发生了把“侵略”改成“进出”的例子，但这并不是第一次。我们本应该藉这次机会，把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其编写－发行－采用的一系列体制都搞清楚，然后再寻找解决的办法。但是，当时是息事宁人，姑息迁就，不但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教科书事件，如今反而被日本倒过来咬了一口，说问题在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溅了一身臭水。
日本现行的《学校教育法》第20条、38条规定：学校教授科目和内容“由主管部门另行规定”，这里所谓的“主管部门”在同法第106条明确规定为“文部科学大臣”；”另行规定就是“《学习指导要领》（COURSE OF STUDY）”。《学习指导要领》是日本法定的国家性课程标准，对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高中的教学内容、指导方法、科目结构等都做出规定，并决定各个年级的课程开设、教学进度、学习单元、重轻主次的先后排列等。
对于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学校教育法》第21条、第43条明确规定“必须使用经过文部大臣审定合格的或是以文部省名义编着的”。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都是根据上述的国家性课程标准进行的。
《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学习指导要领》“是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文部科学大臣在《官报》上告示的”。这表明《学习指导要领》属于行政立法，具有法规约束力。为了适应社会形势发展，随时反映科技文化的进步，《学习指导要领》基本上是每隔十年修订一次。那么，关于“侵略”和“进出”一词，在《学习指导要领》中是如何反映的呢？
1947年版的《学习指导要领》明确写道：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 1951年，文部省对《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修订时，也没有多大的变动，只是在小学6年级中增设了“社会科”。修改后的《学习指导要领》坚持强调反战，“我们必须全力避免战争，”要求学生通过对经济、文化遗产的学习后，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捍卫和平”等。“侵略”一词虽然仍在中学使用，如《社会科》教科中保留着“侵略战争”等词，但高中《日本历史》教科书“侵略”一词则不见了，被篡改为“进出”二字。1955年2月修订的《学习指导要领》时，原本中学《学习指导要领》中的“侵略”一词也消失，被改为“进出”。《学习指导要领》在经过一个复杂而又费时的制定过程后，正式形成国家性课程标准，各教科书编写人员都是据此从事教科书编写的。八十年代爆发的那场事件，只不过是滞后反映了日本文教主管部门的意见，要想消除日本教科书问题周期性的恶性发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不就自然很清楚了么。 其次，关于靖国神社问题也是如此。靖国神社方面在1978年就完成了甲级战犯合祀手续，第二年4月被日本报界披露，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公开反应，直到1982年8月15日，才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表示了意见，认为目前有5件事情损害中日关系，其中第3点是“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后又由于中曾根康弘首相公式参拜，激怒北京大学生上街抗议后，闹得一发不可收拾。现在把靖国神社问题抬高到中日关系的“关键”、“核心”之地步，加藤弘一访问北京回来后说；“如果解决靖国神社问题，就可以消除日中关系中70%的障碍。”事情果真那么简单吗？不去参拜靖国神社或将甲级战犯亡灵迁出，中日之间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加藤没有那么高的“觉悟”，这是谁给他放的水？未免太一叶遮目了吧。
时代变了，日本在变，中国也在变，继承先辈的精神和墨守成规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能再固守过去的那套老办法了。我们应该藉抗战胜利60周年的东风，重新审视日本，彻底反省中国对日政策。
四月中国爆发的对日示威，不少人都觉得来势之猛，范围之广，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乃至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太出乎意料之外了。但是，本人觉得，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要知道，“五四”运动时，在北京爆发游行后，几乎经过一个月才传遍不到半个中国。但是，我一点也没感到意外，只是觉得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也就是说学到点什么，长点知识，而不是老生常谈地重复过去那些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所谓“理论”。本人认为，自从前年所谓的“新思考”开始，直到今年春上的“风暴”，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日本，重新制定和调整我们的对日政策。综观我们以前的对日政策，本人认为，与现实日本相去太远，简直是在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勾勒出一个日本，然后与原本不存在的虚像交手，还颇为得意。略举二例：
首先，关于教科书问题。1982年确实发生了把“侵略”改成“进出”的例子，但这并不是第一次。我们本应该藉这次机会，把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其编写－发行－采用的一系列体制都搞清楚，然后再寻找解决的办法。但是，当时是息事宁人，姑息迁就，不但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教科书事件，如今反而被日本倒过来咬了一口，说问题在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溅了一身臭水。
日本现行的《学校教育法》第20条、38条规定：学校教授科目和内容“由主管部门另行规定”，这里所谓的“主管部门”在同法第106条明确规定为“文部科学大臣”；”另行规定就是“《学习指导要领》（COURSE OF STUDY）”。《学习指导要领》是日本法定的国家性课程标准，对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高中的教学内容、指导方法、科目结构等都做出规定，并决定各个年级的课程开设、教学进度、学习单元、重轻主次的先后排列等。
对于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学校教育法》第21条、第43条明确规定“必须使用经过文部大臣审定合格的或是以文部省名义编着的”。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都是根据上述的国家性课程标准进行的。
《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学习指导要领》“是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文部科学大臣在《官报》上告示的”。这表明《学习指导要领》属于行政立法，具有法规约束力。为了适应社会形势发展，随时反映科技文化的进步，《学习指导要领》基本上是每隔十年修订一次。那么，关于“侵略”和“进出”一词，在《学习指导要领》中是如何反映的呢？
1947年版的《学习指导要领》明确写道：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 1951年，文部省对《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修订时，也没有多大的变动，只是在小学6年级中增设了“社会科”。修改后的《学习指导要领》坚持强调反战，“我们必须全力避免战争，”要求学生通过对经济、文化遗产的学习后，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捍卫和平”等。“侵略”一词虽然仍在中学使用，如《社会科》教科中保留着“侵略战争”等词，但高中《日本历史》教科书“侵略”一词则不见了，被篡改为“进出”二字。1955年2月修订的《学习指导要领》时，原本中学《学习指导要领》中的“侵略”一词也消失，被改为“进出”。《学习指导要领》在经过一个复杂而又费时的制定过程后，正式形成国家性课程标准，各教科书编写人员都是据此从事教科书编写的。八十年代爆发的那场事件，只不过是滞后反映了日本文教主管部门的意见，要想消除日本教科书问题周期性的恶性发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不就自然很清楚了么。 其次，关于靖国神社问题也是如此。靖国神社方面在1978年就完成了甲级战犯合祀手续，第二年4月被日本报界披露，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公开反应，直到1982年8月15日，才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表示了意见，认为目前有5件事情损害中日关系，其中第3点是“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后又由于中曾根康弘首相公式参拜，激怒北京大学生上街抗议后，闹得一发不可收拾。现在把靖国神社问题抬高到中日关系的“关键”、“核心”之地步，加藤弘一访问北京回来后说；“如果解决靖国神社问题，就可以消除日中关系中70%的障碍。”事情果真那么简单吗？不去参拜靖国神社或将甲级战犯亡灵迁出，中日之间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加藤没有那么高的“觉悟”，这是谁给他放的水？未免太一叶遮目了吧。
时代变了，日本在变，中国也在变，继承先辈的精神和墨守成规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能再固守过去的那套老办法了。我们应该藉抗战胜利60周年的东风，重新审视日本，彻底反省中国对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