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张石）自从5月9日德岛县德岛市上野绿丰园爆出中国女研修生遭日本老板“偷窥”事件以来，引起了日本媒体、中国媒体及中国高层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受中国商业部委派，由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牵头组织，沈阳有关部门和作为中介的东北金诚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组成5人协商团于6月4日到达日本，同上野绿丰园谈判索赔要求，以及一部分研修生的回国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6月3日对此事件表示关注，而国内媒体等更是将这个事件爆炒，提高到了“侮辱国格”的高度来认识。
本报记者于6月3日赶到上野绿丰园，对双方的当事者进行了采访。在6月5日下午，当事者之一的中国研修生小婕对本报记者强调：希望媒体能做客观报道，不要把事件政治化，并无限上纲。
一、事件本身与事件之外的声音
事件发生以后，本报记者一直和中国研修生及上野绿丰园的老板上野保持着密切联系。
5月9日中午，结束了一上午的劳动后，几名中国女研修生回到日本老板提供的食堂里休息。研修生小婕突然发现食堂角落的天花板上闪闪发光，经过仔细辨认，她们确认，这个闪光的圆柱是一个正在运转的监视摄像头！几个姐妹看见监视摄像头后感到很难过，又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年纪稍大点儿的姐妹机警地让小婕用照相机拍下监视摄像头，并报了警。然而警方还没到，公司负责人就带着很多人来了，他们开始拆除监视摄像头。小婕等人阻止未果，只好把他们拆除监视摄像头的行为用照相机偷拍下来。
监视摄像头是固定式，没有录像功能，在该公司的值宿室里，可以看到食堂内部和门口的情景。
一位女研修生对本报记者说：除了食堂天花板上装有监视摄像头外，这个公司的老板时常拍她们的屁股，进入她们的宿舍时也不敲门，看见她们没穿衣服也不躲避。平时有女研修生脱了衣服准备去洗澡，社长来了看见了也不躲避，有一个女研修生被他看了三回。有时女研修生们把门锁上，他也会拿钥匙把门打开。夏天很热，女研修生穿得很少在房间里做菜，公司老板来了就站在你的身边聊天，你也毫无办法。
但该公司社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会社之所以安装监视摄像头，是因为去年1月和3月有3名中国研修生失踪，带来了很多麻烦。监视摄像头是为了防备研修生失踪，看一看星期日是否全体研修生都在场，因为失踪经常发生在星期日。同时，装监视摄像头的地方是一个食堂，那里有电动取暖设备，如果不安装监视摄像头进行监视，很容易出现火灾。女研修生们住在食堂二楼，如果发生了火灾她们会很危险。另外，经常有男子来访，而且研修生们也经常打架，这些都需要进行监视。至于所谓的“性骚扰”，则“是完全没有的事”。
而德岛市西警察署则于6月1日，向德岛市德岛区地方检察院以涉嫌轻犯罪（偷窥），对上野老板进行了书面送检。警方认为该社长涉嫌从5月1日左右到5月9日，利用装在食堂天花板上的监视监视摄像头，对住有9名中国女研修生的房间进行偷窥。
二、“食堂空间”存在误区
6月3日，当本报记者赶到上野绿丰园时，9名女研修生中的4名复工者正和日本工人一起工作。上野绿丰园主要是经营花卉洋兰的公司，工作现场有20几个洋兰培育大棚。9名女研修生在事件发生以后，分为“复工派”和“罢工派”。记者见到了4名“复工派”女研修生，她们并没把这个事件看成“严重事件”，她们仍然希望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记者也在现场给5名“罢工派”打了电话。
她们说问题解决后将和中国调查团一起回国。
本报记者现场采访了涉事的上野社长，他表示不再接收中国研修生了。上野社长还领记者看了他曾经安装监视摄像头的地方。一般报道都说是在“更衣室内发现摄像头”或“在食堂和更衣室之间安装摄像头”，但记者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空间误区”──就是把哪里算做“更衣室”的问题。
9名女研修生所住的宿舍楼构成如下：二楼是9名女研修生所住寝室，一楼中有一个没有门的开放空间，也就是食堂。监视摄像头安装在食堂的正面天井上，而食堂和淋浴室之间有一道墙壁，监视摄像头无法透过墙壁看到淋浴室。淋浴室由两个空间组成，有一个淋浴喷头在里间，外面还有一个空间，很简陋，但是可以更衣。上野社长对记者说：我并不知道她们会在食堂里更衣，因为食堂里人来人往，谁都可以去的，她们应该在浴室里更衣。
这里也许有一个文化上的差异，那就是日本人一般不会在吃饭的空间里做洗澡的更衣，即便都是女子，她们也不愿意让熟人看到她们的裸体。
但是问题在于，这座建筑物整体是供9名女研修生使用的专用空间，在女研修生们不知晓的情况下在食堂里安装照相机头，实际上是侵犯了9名女研修生的“隐私空间”。上野社长把食堂视为“开放空间”和“公共空间”，因此不仅安装了照相机头，还经常随便出现在这个空间，他对“隐私空间”的错觉引起了女研修生们所说的“性骚扰”行为。
三、当事者反对把事件无限上纲“政治化”
这次“偷窥事件”，不仅引起了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重视，也受到了国内关注。
受中国商业部委派，由辽宁省对外经贸合作厅牵头，沈阳有关部门和作为中介的东北金诚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共5人组成赴日协商团，于6月4日到达日本。他们此行带来了女研修生家属的索赔要求──这些家属要求日本老板上野向每名遭偷窥的女研修生支付50万元人民币精神赔偿和30万元人民币工资。据说经过持续10个小时的“谈判”，在日本大阪时间6月4日晚11时，“偷窥事件”中方协商小组已为女孩们争取来了精神损失赔偿，但是金额上有差距。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于6月3日表示：中国女研修生在日本遭偷窥事件已发生近3个星期。5月9日，9名在日中国女研修生在日方提供的更衣室内发现摄像头后报警。外交部领事司获悉后即指示我驻大阪总领馆派人赴事发地看望了9名中国女研修生，并与当地警署进行交涉，要求日本警方认真调查处理。目前，此案仍在处理过程中，中国外交部及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从本报记者的调查来看，上野社长在这一事件确有侵犯中国女研修生权益的行为，但国内一些报道说日本老板“偷窥中国女孩洗澡”不符合事实。正确的说法应是“侵犯个人隐私空间”。国内某些网站报道这个事件时引用日本人的话说“这是德岛人民的耻辱”；更有甚者还报道说：日本有一位著名眼科医学家、汉学家说：“作为一个日本人，对此事感到无比的气愤，我要对这个日本老板说一句话：你可耻的行径，影响了日中两国友好的关系，损害了礼仪之邦日本的形象，缺德！不但中国人气愤，正直的日本人也愤慨！”这位先生还引用医学知识讽刺那位日本老板，他说：“根据美国行为科学科教授凯查杜先生的分析，长时间偷窥女人洗澡和更衣的人，往往有私自手淫的习惯。”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位先生，他本人的人权意识应该受到质疑。
本案重要当事人小婕于6月5日下午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一些报道把我们的事件炒成了政治新闻，让我们很受不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人家侮辱了我们的国格、人格，我们只是要维护自己的人格。我们希望对事件的报道不要偏离中心，不要上纲上线，也别给我们戴什么头衔，我们更不希望引起中日两国间的矛盾。
本报记者于6月3日赶到上野绿丰园，对双方的当事者进行了采访。在6月5日下午，当事者之一的中国研修生小婕对本报记者强调：希望媒体能做客观报道，不要把事件政治化，并无限上纲。
一、事件本身与事件之外的声音
事件发生以后，本报记者一直和中国研修生及上野绿丰园的老板上野保持着密切联系。
5月9日中午，结束了一上午的劳动后，几名中国女研修生回到日本老板提供的食堂里休息。研修生小婕突然发现食堂角落的天花板上闪闪发光，经过仔细辨认，她们确认，这个闪光的圆柱是一个正在运转的监视摄像头！几个姐妹看见监视摄像头后感到很难过，又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年纪稍大点儿的姐妹机警地让小婕用照相机拍下监视摄像头，并报了警。然而警方还没到，公司负责人就带着很多人来了，他们开始拆除监视摄像头。小婕等人阻止未果，只好把他们拆除监视摄像头的行为用照相机偷拍下来。
监视摄像头是固定式，没有录像功能，在该公司的值宿室里，可以看到食堂内部和门口的情景。
一位女研修生对本报记者说：除了食堂天花板上装有监视摄像头外，这个公司的老板时常拍她们的屁股，进入她们的宿舍时也不敲门，看见她们没穿衣服也不躲避。平时有女研修生脱了衣服准备去洗澡，社长来了看见了也不躲避，有一个女研修生被他看了三回。有时女研修生们把门锁上，他也会拿钥匙把门打开。夏天很热，女研修生穿得很少在房间里做菜，公司老板来了就站在你的身边聊天，你也毫无办法。
但该公司社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会社之所以安装监视摄像头，是因为去年1月和3月有3名中国研修生失踪，带来了很多麻烦。监视摄像头是为了防备研修生失踪，看一看星期日是否全体研修生都在场，因为失踪经常发生在星期日。同时，装监视摄像头的地方是一个食堂，那里有电动取暖设备，如果不安装监视摄像头进行监视，很容易出现火灾。女研修生们住在食堂二楼，如果发生了火灾她们会很危险。另外，经常有男子来访，而且研修生们也经常打架，这些都需要进行监视。至于所谓的“性骚扰”，则“是完全没有的事”。
而德岛市西警察署则于6月1日，向德岛市德岛区地方检察院以涉嫌轻犯罪（偷窥），对上野老板进行了书面送检。警方认为该社长涉嫌从5月1日左右到5月9日，利用装在食堂天花板上的监视监视摄像头，对住有9名中国女研修生的房间进行偷窥。
二、“食堂空间”存在误区
6月3日，当本报记者赶到上野绿丰园时，9名女研修生中的4名复工者正和日本工人一起工作。上野绿丰园主要是经营花卉洋兰的公司，工作现场有20几个洋兰培育大棚。9名女研修生在事件发生以后，分为“复工派”和“罢工派”。记者见到了4名“复工派”女研修生，她们并没把这个事件看成“严重事件”，她们仍然希望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记者也在现场给5名“罢工派”打了电话。
她们说问题解决后将和中国调查团一起回国。
本报记者现场采访了涉事的上野社长，他表示不再接收中国研修生了。上野社长还领记者看了他曾经安装监视摄像头的地方。一般报道都说是在“更衣室内发现摄像头”或“在食堂和更衣室之间安装摄像头”，但记者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空间误区”──就是把哪里算做“更衣室”的问题。
9名女研修生所住的宿舍楼构成如下：二楼是9名女研修生所住寝室，一楼中有一个没有门的开放空间，也就是食堂。监视摄像头安装在食堂的正面天井上，而食堂和淋浴室之间有一道墙壁，监视摄像头无法透过墙壁看到淋浴室。淋浴室由两个空间组成，有一个淋浴喷头在里间，外面还有一个空间，很简陋，但是可以更衣。上野社长对记者说：我并不知道她们会在食堂里更衣，因为食堂里人来人往，谁都可以去的，她们应该在浴室里更衣。
这里也许有一个文化上的差异，那就是日本人一般不会在吃饭的空间里做洗澡的更衣，即便都是女子，她们也不愿意让熟人看到她们的裸体。
但是问题在于，这座建筑物整体是供9名女研修生使用的专用空间，在女研修生们不知晓的情况下在食堂里安装照相机头，实际上是侵犯了9名女研修生的“隐私空间”。上野社长把食堂视为“开放空间”和“公共空间”，因此不仅安装了照相机头，还经常随便出现在这个空间，他对“隐私空间”的错觉引起了女研修生们所说的“性骚扰”行为。
三、当事者反对把事件无限上纲“政治化”
这次“偷窥事件”，不仅引起了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重视，也受到了国内关注。
受中国商业部委派，由辽宁省对外经贸合作厅牵头，沈阳有关部门和作为中介的东北金诚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共5人组成赴日协商团，于6月4日到达日本。他们此行带来了女研修生家属的索赔要求──这些家属要求日本老板上野向每名遭偷窥的女研修生支付50万元人民币精神赔偿和30万元人民币工资。据说经过持续10个小时的“谈判”，在日本大阪时间6月4日晚11时，“偷窥事件”中方协商小组已为女孩们争取来了精神损失赔偿，但是金额上有差距。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于6月3日表示：中国女研修生在日本遭偷窥事件已发生近3个星期。5月9日，9名在日中国女研修生在日方提供的更衣室内发现摄像头后报警。外交部领事司获悉后即指示我驻大阪总领馆派人赴事发地看望了9名中国女研修生，并与当地警署进行交涉，要求日本警方认真调查处理。目前，此案仍在处理过程中，中国外交部及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从本报记者的调查来看，上野社长在这一事件确有侵犯中国女研修生权益的行为，但国内一些报道说日本老板“偷窥中国女孩洗澡”不符合事实。正确的说法应是“侵犯个人隐私空间”。国内某些网站报道这个事件时引用日本人的话说“这是德岛人民的耻辱”；更有甚者还报道说：日本有一位著名眼科医学家、汉学家说：“作为一个日本人，对此事感到无比的气愤，我要对这个日本老板说一句话：你可耻的行径，影响了日中两国友好的关系，损害了礼仪之邦日本的形象，缺德！不但中国人气愤，正直的日本人也愤慨！”这位先生还引用医学知识讽刺那位日本老板，他说：“根据美国行为科学科教授凯查杜先生的分析，长时间偷窥女人洗澡和更衣的人，往往有私自手淫的习惯。”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位先生，他本人的人权意识应该受到质疑。
本案重要当事人小婕于6月5日下午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一些报道把我们的事件炒成了政治新闻，让我们很受不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人家侮辱了我们的国格、人格，我们只是要维护自己的人格。我们希望对事件的报道不要偏离中心，不要上纲上线，也别给我们戴什么头衔，我们更不希望引起中日两国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