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杨文凯）“中国经济是否过热？”──中国经济学界近20年来最为激烈的一次论战，因中央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而暂告段落。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明显的投资过热现象；今年以来，通货膨胀率也逐步上升。中国经济是否能以“软着陆”的方式来规避这一轮风险，躲过又一次大起大落的命运，近来受到了全球关注。
在21世纪的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中，日本是明显的受益者。“中国特需”与“数码家电”、“地方振兴”一起，成为牵引日本景气恢复的三大动力。正因为中国因素对于日本经济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中国经济在宏观调控下可能发生的减速，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日本经济恢复，已成为经济界主流话题。在媒体上，NHK播出“中国特需”为题的专题片，全景式扫描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对日本的牵引作用；TV东京的著名财经栏目WBS则开始讨论“中国特需的光与影”。
为解明中国宏观调控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对日本的影响，记者专访了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关志雄先生。关志雄是日本经济学界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其对日中经济关系的研究素以前瞻性著称。在过去，关志雄以“中国互补论”来反击“中国威胁论”，不过这一次，关志雄着重分析了“中国市场风险论”。
关志雄首先给出了结论：无论是中国特需拉动日本，还是中国减速拖累日本，都有夸张之嫌。中国作为一个市场固然在成长，但对日本企业来说，其规模仅及美国的1/4。对日本景气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仍是美国。
WTO发表2003年世界各国贸易数据显示：出口额前四位是德国、美国、日本、中国；进口额前四位是美国、德国、中国、法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前四位是美国（20296亿美元）、德国（13501亿）、日本（8549亿）、中国（8512亿）。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市场；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中华圈在2003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由此，一般人会推论中国在“世界工场”之后已成为“世界市场”。但如果仔细分析贸易结构，中国的市场需求有水分。
首先，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进口大量零部件装配后以成品出口。这一部分占中国进口额的40%，不受国内宏观调控的影响。其次，以2003年日本面向中国市场（含香港）与北美市场的出口为例，日本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总额为870亿美元，出口到北美市场为1228亿美元；通过直接投资实现的本地生产、本地销售额，中国市场为184亿美元，北美市场高达1724亿美元；在本地生产后输出海外的金额，中国为251亿美元，北美为154亿美元。把这些因素一起考虑可以算出，相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市场的规模只是北美市场的1/4左右，日本经济的景气伸缩主要还是受到美国影响。
中国实行严厉的宏观调控，会影响到一部分行业和企业，但对日本GDP的影响不会高于零点几个百分点。很多日本企业认为中国经济至少到2008年奥运会都会保持高速增长，这可能是认识误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调整期。现在不是要不要调整，而是调整幅度多大、时间多长的问题。如果现在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没有过热，除了判断力有问题之外，就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团说话。
关志雄分析认为，尽管中央政府从去年6月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今年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是猛增43%，表现为宏观调控之前的赶末班车现象。固定资产实质增长率已经超过了1993年的历史最高纪录。中国当前的宏观调控，中央热心，地方不热心。用日本语来表述：总论赞成，分论反对。中央管理四大国有银行，但管不了地方股份制银行。中央项目已经降温，地方建设仍然热火朝天。这使中国经济“软着落”困难重重。2004年GDP增长率控制在7%的目标，实际上很难达到。
美国学者克鲁格曼教授在1994年发表著名论文，提出亚洲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投资带动的，这样的增长难以持续。关志雄比较了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高速成长时期的资本系数（投资比率a/成长率b=资本系数a/b），结果显示：中国的资本系数在1991－1995年为3.4，1996－2000年为4.5，2001－2003年为5.1；与此对照，1961－1970年，日本的资本系数为3.2；1981－1990年，韩国的资本系数为3.2；1981-1990年，台湾地区的资本系数为2.7。资本系数越高，投资效率越低。近年来中国投资比率高达40.5%，经济增长全靠投资带动，不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因此，目前已到了必须降温调控的时候。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关志雄对中国经济有三个担心。他认为，这些问题很难避免，政府的努力是尽量降低危机的深刻度。1、就业问题：日本是少数能够维持终身雇佣的国家，但也面临就业调整问题。日本调整得比较慢，泡沫崩溃十年，社会基本稳定。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处理不好会由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2、设备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投资高，效率低。大批企业不是面临倒闭、接受整理，就是为了生存而寻求产品出口渠道，最后输出通缩，引起贸易摩擦；3、不良债权：中国的银行不良债权比率，截至2003年末，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为16.86%，民间股份制银行为6.5%，都市商业银行为12.85%，农村信用社为29.72%──金融系统的不良债权比率合计高达15.19%。中央政府已经投入450亿美元(相当于3700亿人民币)外汇储备来冲销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但仍不能防止新不良债权的发生。相比之下，中央在今年两会同意削减农民的税收负担不过区区几百亿人民币而已。大量不良债权，将使四大国有银行上市困难，也会使银行惜贷，直接影响到真正有需求的行业。
对此，关志雄的建议是：提升利率，提高人民币汇率。中国的银行利率水平现在很低，而通货膨胀率已接近4%，利率有上升的余地。但负面效应可能导致投机性的外资流入、国有企业收益减少、不动产泡沫崩溃。在汇率方面，人民币升值不失为抑制经济过热的有效对策之一，其作用在于降低进口价格、减少中央银行??人民币买美元的介入量、货币管理比较容易。
针对中国市场已经呈现出来的风险，关志雄认为，日企向中国出口风险低，在本地生产风险较高；即使赴中国投资，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受中国景气好坏影响小，而面向本地市场的企业背负的风险较高。经过十多年的调整，日本经济已逐步解决了就业问题、设备投资和不良债权三大疑难，不会受中国经济减速太大的影响，今年依然会进一步恢复。
在21世纪的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中，日本是明显的受益者。“中国特需”与“数码家电”、“地方振兴”一起，成为牵引日本景气恢复的三大动力。正因为中国因素对于日本经济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中国经济在宏观调控下可能发生的减速，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日本经济恢复，已成为经济界主流话题。在媒体上，NHK播出“中国特需”为题的专题片，全景式扫描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对日本的牵引作用；TV东京的著名财经栏目WBS则开始讨论“中国特需的光与影”。
为解明中国宏观调控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对日本的影响，记者专访了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关志雄先生。关志雄是日本经济学界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其对日中经济关系的研究素以前瞻性著称。在过去，关志雄以“中国互补论”来反击“中国威胁论”，不过这一次，关志雄着重分析了“中国市场风险论”。
关志雄首先给出了结论：无论是中国特需拉动日本，还是中国减速拖累日本，都有夸张之嫌。中国作为一个市场固然在成长，但对日本企业来说，其规模仅及美国的1/4。对日本景气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仍是美国。
WTO发表2003年世界各国贸易数据显示：出口额前四位是德国、美国、日本、中国；进口额前四位是美国、德国、中国、法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前四位是美国（20296亿美元）、德国（13501亿）、日本（8549亿）、中国（8512亿）。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市场；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中华圈在2003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由此，一般人会推论中国在“世界工场”之后已成为“世界市场”。但如果仔细分析贸易结构，中国的市场需求有水分。
首先，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进口大量零部件装配后以成品出口。这一部分占中国进口额的40%，不受国内宏观调控的影响。其次，以2003年日本面向中国市场（含香港）与北美市场的出口为例，日本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总额为870亿美元，出口到北美市场为1228亿美元；通过直接投资实现的本地生产、本地销售额，中国市场为184亿美元，北美市场高达1724亿美元；在本地生产后输出海外的金额，中国为251亿美元，北美为154亿美元。把这些因素一起考虑可以算出，相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市场的规模只是北美市场的1/4左右，日本经济的景气伸缩主要还是受到美国影响。
中国实行严厉的宏观调控，会影响到一部分行业和企业，但对日本GDP的影响不会高于零点几个百分点。很多日本企业认为中国经济至少到2008年奥运会都会保持高速增长，这可能是认识误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调整期。现在不是要不要调整，而是调整幅度多大、时间多长的问题。如果现在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没有过热，除了判断力有问题之外，就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团说话。
关志雄分析认为，尽管中央政府从去年6月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今年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是猛增43%，表现为宏观调控之前的赶末班车现象。固定资产实质增长率已经超过了1993年的历史最高纪录。中国当前的宏观调控，中央热心，地方不热心。用日本语来表述：总论赞成，分论反对。中央管理四大国有银行，但管不了地方股份制银行。中央项目已经降温，地方建设仍然热火朝天。这使中国经济“软着落”困难重重。2004年GDP增长率控制在7%的目标，实际上很难达到。
美国学者克鲁格曼教授在1994年发表著名论文，提出亚洲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投资带动的，这样的增长难以持续。关志雄比较了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高速成长时期的资本系数（投资比率a/成长率b=资本系数a/b），结果显示：中国的资本系数在1991－1995年为3.4，1996－2000年为4.5，2001－2003年为5.1；与此对照，1961－1970年，日本的资本系数为3.2；1981－1990年，韩国的资本系数为3.2；1981-1990年，台湾地区的资本系数为2.7。资本系数越高，投资效率越低。近年来中国投资比率高达40.5%，经济增长全靠投资带动，不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因此，目前已到了必须降温调控的时候。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关志雄对中国经济有三个担心。他认为，这些问题很难避免，政府的努力是尽量降低危机的深刻度。1、就业问题：日本是少数能够维持终身雇佣的国家，但也面临就业调整问题。日本调整得比较慢，泡沫崩溃十年，社会基本稳定。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处理不好会由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2、设备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投资高，效率低。大批企业不是面临倒闭、接受整理，就是为了生存而寻求产品出口渠道，最后输出通缩，引起贸易摩擦；3、不良债权：中国的银行不良债权比率，截至2003年末，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为16.86%，民间股份制银行为6.5%，都市商业银行为12.85%，农村信用社为29.72%──金融系统的不良债权比率合计高达15.19%。中央政府已经投入450亿美元(相当于3700亿人民币)外汇储备来冲销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但仍不能防止新不良债权的发生。相比之下，中央在今年两会同意削减农民的税收负担不过区区几百亿人民币而已。大量不良债权，将使四大国有银行上市困难，也会使银行惜贷，直接影响到真正有需求的行业。
对此，关志雄的建议是：提升利率，提高人民币汇率。中国的银行利率水平现在很低，而通货膨胀率已接近4%，利率有上升的余地。但负面效应可能导致投机性的外资流入、国有企业收益减少、不动产泡沫崩溃。在汇率方面，人民币升值不失为抑制经济过热的有效对策之一，其作用在于降低进口价格、减少中央银行??人民币买美元的介入量、货币管理比较容易。
针对中国市场已经呈现出来的风险，关志雄认为，日企向中国出口风险低，在本地生产风险较高；即使赴中国投资，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受中国景气好坏影响小，而面向本地市场的企业背负的风险较高。经过十多年的调整，日本经济已逐步解决了就业问题、设备投资和不良债权三大疑难，不会受中国经济减速太大的影响，今年依然会进一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