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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符北京提高施政水平要求── / 董建华辞任特首引发管制反思
日期: 05年03月3期
  本报讯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3月11日下午5时半在记者会上宣布,因健康问题已向中央政府请辞。董建华表示,能够担任特首是一生的光荣。由于长期操劳,去年第三季起发觉身体大不如前,已考虑辞职,曾向中央反映。今日向中央提交辞职报告,恳请考虑到他的情况,以及为大局着想,批准他的辞职。
  辞职翌日,3月12日,在全国政协大会闭幕式上,董建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出任署理行政长官,北京对曾荫权的任职表示支持。根据基本法第53条,曾荫权将出任署理行政长官,直至7月10日选出新任行政长官。
  董建华辞职时否认被中央逼下台,他重申由于体力大不如前,健康恶化,辞职是对香港负责的做法。董建华表示,他还有3个月就68岁,去年第三季起感到很容易疲累,抵抗力渐弱,医生表示他应改变工作及生活方式,否则健康会一路恶化。他指出,特首工作每日工作16至18小时,如健康转差,会影响思考力及判断,辞职是对香港负责的做法。
  董建华说,8年来,香港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非典和经济转型的风风雨雨,感谢市民对他谅解,对此心存感激。现时香港经济已复苏,不可取代优势日益显现,香港也有可敬可亲的市民,灵活进取,他能够报效国家和市民,是一生莫大的光荣。董建华表示,担任特首8年最大的遗憾是未有完成余下任期,辞职后对香港有依依不舍之感。
  董建华虽然多次反驳“被北京劝退”的讲法,但也间接承认是因为个人能力减退而不能再做香港特首。政治分析家指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底“训示”董建华及香港的高官时,特别提醒香港特区班子要“加强团结”、“以人为本”、“不断提高施政水平”。其中,“不断提高施政水平”是胡锦涛执政后向全体党、政、军领导提出的要求,对董建华也一样,若董未能适应,就必须离任。今年发表施政报告当晚,董建华出席美国“百人会”晚宴时,打趣地自嘲道:“如果你问我,有多喜欢这份(特首)工作,我会建议你别去做。”疲惫之情溢于言表,这番说话也暗示出他今后的去向。
  1997年7月1日董建华宣誓成为香港首任特首,7年半以来的政绩毁多于誉。上任没多久就遇上亚洲金融风暴,加上他的“八万五”建屋政策、香港经济泡沫爆破、楼价急挫、经济下滑、持续通缩、失业率创新高、负资产个案一度超过10万个。其后基本法23条(国安法)立法风波,终成为导火线,导致连续两年“七一大游行”。北京过去两年“挺港”措施,加上港人努力,终于令香港经济复苏。但去年底开始,一系列围绕着“官商勾结”的政治纠纷,包括领汇未能上市、西九龙文娱区的单一招标受到猛烈抨击、及红湾半岛居屋清拆事件等,令董建华政府再度内外交困。
  对有记者追问离任后有何出路,董义正辞严地说:“做了行政长官之后,我将来只会为国家效劳,只会为香港效劳,我不会再为任何一家私人机构,包括我家族的机构,去做事打工,或者做些有可能有利益冲突的事。”他说,虽然健康欠佳,但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承受全国政协的工作担子。
  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和律政司司长梁爱诗11日傍晚分别会见记者,就行政长官董建华请辞作出响应。曾荫权神情凝重,他说,对董建华十分敬重,亦非常钦佩董建华的承担和成就。董建华请辞仍需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现时他仍是自己上司,大家的行政长官,香港特区政府亦照常运作。唐英年会见记者,表现忧愁,眼有泪光,对董建华请辞有很大的感触和失落。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尊重董建华辞职决定,她称董建华“走在历史前面”,理解他受到很大冲击,她相信历史和市民会给董先生一个公平评价。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局长廖秀冬、保安局局长李少光等问责官员均表示会坚守岗位,继续为特区政府和市民服务。
  在3月人大这个敏感的政治季节里,特首董建华辞职的消息,成为全球媒体报道和评论的焦点。在中国庞大的政治系统里,香港特首这个位置从官位来看说不上那么重要,但董的辞职不仅仅关于董本人,而是关系到香港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关系到香港的民主化,关系到“一国两制”等所有这些远比董本人重要得多的议题。董建华辞职有很多原因,但归根到底是面临来自北京和香港两方面的压力。
  董辞职表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之间,特别是和董本身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自去年以来,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对香港特区政府多有微词。先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澳门回归纪念会上要求香港政府反思管治,提高管治水平。接下来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访问拉美时也几乎用同样的口吻对香港政府提出了正面的批评。董就是因为管治问题而辞职的。
  尽管有经济因素,但香港的管治问题本质上是政治改革问题。香港本身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机制,也有良好的法治传统。在殖民地政府结束以后,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建立一套适用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政治制度就是管治问题的本质。在这方面,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都错失了很多机会。考虑香港管治问题必须从政治发展大局来思考问题。过分侧重于具体琐碎的政治争斗,就会失去政治发展大方向,也不可能解决管治问题。董的辞职应该带来香港和中央政府对管治香港的共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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