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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丽敏:我的2020——回眸上海儿时653弄3号
日期: 20年10月2期 评分: 10.00/21

作者   毛丽敏

去年夏日急促短暂回沪期间,偶遇幼时的邻里萍姐,封尘的往昔再次重现眼帘,宛如一帧历久弥新的历史长卷,绵延不绝。

当年我们的家位于曹家渡与静安寺之间,街上45路、94路公交车分别将它们设置为一端的始、终点站。儿时几名同学、邻家哥姐结伴前往两处根本无需搭车,曹家渡的华光剧场、沪西电影院、静安寺之“红都“(前身为著名的百乐门)、静安公园等,一路欢歌笑语步行,足以填补观影游园的乐趣,一旦到达曹、静两个交通枢纽,又有无数根”小辫子“向远方延伸,故那时对于身为静安区居民,颇感自鸣得意,它亦是当年全市十个区中,唯一不与郊县接壤的中心地段。


弄堂,曾是上海的烙印与象征,展示着申城文化的发展、诠释着地域传统的内涵。以往的“荣庆里“承载了我们几代人的共同记忆:1号住有一位老裁缝,祖母偶尔手持布料前去加工,某次制好的绸衣却被他熨焦了;2号开木行的老板夫妇、资本家小业主等曾遭批斗;3号即为我们所居的大家庭,同一门牌号内一、二、三层共计十余户,住家是2号的二倍多,且3号另外还附边门及后门各一宅。临街的这幢建筑物近乎垂直于马路,往里自4号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排排大小前后弄堂,只是1至3号的地址上同样被冠以”弄“。2、3号相互连接的对称石墩阳台下的领地,是童年时期主要的活动场所:靠墙的水门汀地面,用粉笔画上方格、取一块卵石、单脚前后跳行即谓“造房子”;阳台的支撑柱则可代替人来围一圈橡皮筋;严冬晒太阳、酷暑乘风凉;跳棋、军棋、象棋轮番上阵,皓月当空之夜,双手托腮仰望苍穹繁星点点,遐想十万个为什么……



祖母可属3号的“原住民“,同期的还有年长些的“太公太婆”、“舅公舅婆”、“公公婆婆”,那是3号男女老幼共同对他们的称呼。太婆姓何名秀文、是萍姐的祖母,虽不识字,心算却特行。当时的菜市场电子秤尚未普及,至今我仍佩服那些营业员,面对长长的排队一条龙,一边使用原始的杆秤称量、一边报出售价,要知那时商品的单价往往是元、角、分,重量为斤、两、钱,两个三位数相乘,若不借助于纸和笔,我真晕。

每当祖母早晨买菜回来,就会与太婆交流一番:购了哪些品种、价格是否有误,太婆总能核算得有条不紊、分毫未差,有时不经意间或许还可能露出一丝羡慕的眼神,无奈年长祖母十岁以上、三寸裹足的她,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能如祖母一般驰骋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购物市场?太婆患哮喘、却嗜烟,于是一直唤我帮其购买,因我当时尚属学龄前儿童,召之即来,如遇街口国营商店打烊,还有马路对面及后弄堂的私人烟纸店可供选择。太婆除了萍姐,还有两孙子,即萍姐的两弟,但他们平时贪玩在外,只有饭点时刻不叫自到,有时中途回家加餐时,最幼我称其国哥的,会同其祖母辩论:我不是吃你的,是吃共产党毛主席的。此时,太婆一边化身成鲁迅笔下的杨二嫂形象: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只是豆腐西施在岁数上更胜一筹;一边开启宁波话的国骂:“卖爹卖娘、贼的儿子、某某的儿子……”,同时操起手中stick欲作追打状,旁边邻居见了从不会上前劝阻,不至于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窃声抿嘴是无需回避的——大伙儿明白,其实太婆心里十分宠孙。

由于祖父与叔叔先后离开大陆,而“太公”早在五十年代末故去,因此祖母与太婆将重心移至身边的儿子,也就是家父与萍姐的爸爸、下简称“萍父”,除却在外上班,家父与萍父在3号时,几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十指不沾阳春水,对于祖母和太婆而言,每日必考虑的人生重大课题即是:今晚儿子回家吃什么?有时太婆因故未准备好其儿子的小灶而焦虑万分,祖母立即递上一碗刚包好的馄饨,以解燃眉之急。

舅公舅婆膝下无子嗣,当年舅公生病时,是3号正对门一排房中,名为“阿胖”的叔叔,将舅公背下大扶梯送往医院。后来舅婆成为孤寡老人生活在邻居的包围中,完全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舅婆对于一年之中的阴阳历、24个节气一清二楚,某月某日为星期几可以张口道出答案。每逢端午,舅婆会帮祖母一起包宁波碱水粽、赤豆粽等,是否用线包扎结实,是我判别裹粽水平的一个标准,若干年后即使是名牌店出售的粽子,均觉手感口感松散,不如舅婆的紧致,不知是商家出于成本考量、还是从业人员技术不过关,逐愈发怀念过去的那股翠绿清香。

住在底楼的公公婆婆,家父一直称其“陈先生陈师母“,至于我出生以前的年份,只能替代一首歌名《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在1966年那段敏感期,老夫妇两人被定的”罪名“为:夫有特务嫌疑、妇与宋美龄有联络,陈先生不堪忍受、服毒自尽。而那婆婆我是见到的,能习文识字,这于她们一辈而言亦属罕见,虽已年迈,依旧皮肤白皙,优雅细声地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长相气质与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颇为相似。婆婆有一独子人称“孝武子”,浓眉大眼、阳刚英俊,脸部轮廓分明,且继承其母肤白的优良基因,堪比当今小鲜肉,只是当时他间隔一段时间回家,平时婆婆一人不太开伙仓,有几次我曾替她去旁边”中行别业“(顾名思义基本上均为中国银行职员的住宅)大食堂代购饭菜。多年后,听说婆婆的独子不知何因、英年早逝。

日前萍姐在微信上邀我加入其所在的“荣庆3号群”,因事先并不知情,稍显犹豫:群里均属叔叔阿姨辈,以前共同居住时鲜存言语上的交集,试想有着25左右年岁差的两方,当时怎可能产生共振?可当我在萍姐的建议下进群开场白后,绝大多数群员相继出列欢迎队伍,让人违和感即逝,平添一缕亲切。

目前家父当属上一辈中最年长者,以前还纳闷:萍父曾与自家叔叔是同学,为何萍姐居然长我八、九岁,后来从家父处得到解答:那时萍母的娘家原住后弄堂,他们从小学起即为同学,属典型的早恋早婚早育。自叔叔留洋后,家父则时常与萍父结伴往天蟾舞台、美琪大戏院等处观京剧、赏评弹。到了我姑姑一届,仅3号就有五名同窗,王家山叔还在群聊中告诉我:当年姑姑还是他们的中队长呢!这倒是初次耳闻,然小时候姑姑与山叔陪我去中行别业海豹处游玩的印象尚依稀。葛家四姨虽不与姑姑同一年级,却是很好的朋友,因姑姑结婚早又嫁的远,之后见面的机会骤减,有一年五一节两人有幸一起去南京路观彩灯,忽然一阵倾盆大雨将她们淋得狼狈不堪,此情此景四姨仍历历在目,那应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可见那是姑姑一代的璀璨青春。

3号由两扇乌漆的大宅门把守,实则形同虚设,别说那总防御的第一道关卡从不合闸,就连其中的各家亦日不闭户,这是缘于当时的外来陌生人口不敢贸然踏足一步。底楼的汪家是大户,除了叔叔阿姨辈六人,还包括其父母与老外婆共计九人。二楼占据半壁以上江山:在叔姨人数上,王家与汪家势均力敌,皆为四男二女,虽然在姓氏上,王比汪少了三点,可当时王家叔姨既衍生了下一代、又上有高龄祖母,即使并非常住于此,却已构成四代同世之实。每至除夕,至少六名以上邻居聚集在王家的外间,几近通宵达旦、研究切磋3倍的54枚扑克。紧邻我家的金家大妈,平时的交通工具为28型男用自行车,盛夏时节,傍晚下班时常用保温瓶带回冷饮,有时见到我,使用着对其两儿子一样的表达方式,板着脸呵声道:快去拿个杯子来,我早习以为常,若是她会和颜悦色,反倒令人毛骨悚然:是否受了什么刺激?

严家爷爷人称“陶瓷师傅”,按当下流行语可上升为雕刻艺术家,是位清瘦矍铄的老人,有时会笑眯眯轻声对我说:前几天去过“大马路”(指南京路),过几日准备前往“小马路”(那是他自定义的,热闹程度逊于前者)。严爷爷经常邀家父下象棋,虽屡战屡败,仍乐此不疲。严家志叔曾当兵,3号边门也有一名参军的叔叔,每次远远望见他们一身戎装回家探亲,恐惧于那份威严,赶紧躲入家中床底。严家民叔在其家最幼,有次让我解数学应用题,当其老师说全部正确后,他兴高采烈地向我道谢。民叔极具绘画天分,尤其是人物素描,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当时,严家是唯一存在“大外甥、小舅舅”现象的家庭,其长姐的几个女儿要比民叔大若干岁。

吾家楼上的三层住着既为祖籍同乡、又是同姓的毛家,他们家中排行第三的叔叔,即是姑姑的五位同学之一。他家旁边的刘家大姐,都说长发及腰,以前她可是快长发过膝了,不过后来剪成齐耳短发,她十分擅长钩织,一枚小小的钩针,将粗棉线或尼龙丝锁定,飞针走线让人目不暇接,我也曾在一旁讨教练习了半天,怎知笨手笨脚如我,或许可以洋洋洒洒构思数千的文字篇幅,却编织不出一个购物袋的雏形。

当时各家都有不知主动还是被动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叔姨,遍布新疆、黑龙江、云南等地,二楼正对楼梯的一户,据说是“大地主”,由于他们别处另有房,不常住3号,后来政府动员他们家儿子插队落户,于是全家一起迁移至安徽,他们原住的一间就增配给金家长子。

同为第三代,我其实还是与萍姐的二弟、我称国哥,金家小儿子、我喊红哥,在一起玩耍的时间多些,主要是因四、五岁的年龄差相对间隔小点,跟在后面看他们捕知了、捉蟋蟀、攀树摘无花果等,曾经随萍姐、国哥姐弟三人去他们搬离后的外婆家,也与红哥一同前往其父工作单位。

我们住处的马路斜对面,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当时几位美工主创人员与家父是朋友;过去一点垂直相接的武定西路尾部,有上海电影乐团,曾去那儿观摩提前上映的中外影片;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上,有我的母校,创建于1869年的一个半世纪的名校----市重点上海市市西中学;曹家渡的“状元楼”、静安寺的乐邨酒家,因地理位置的优越,成为我们轮番光顾的多次选择。

正如莎士比亚的名言: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或许一万人心中有一万条弄堂。二十世纪初,旅居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第一次提出“魔都”的概念,以此定义上海这座城市。鲁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中,怀念20年代他初到上海时闸北一带弄内外叫卖零食声,“虾肉馄饨面”、“五香茶叶蛋”等,使人一听到就有谗言欲滴之慨;张爱玲笔下作为老上海新式里弄的代表,最著名的莫过于展现在名导李安作品《色戒》中的经典场面;上海的女儿、已故海派作家程乃珊,以夫家绿屋为原型创作的《蓝屋》,在杨浦区十几年当英语老师及班主任的经历完成的《穷街》,勾勒出“上只角”精致小资情调老克勒的钟鸣鼎食,与“下只角”棚户区城市边缘人的锱铢必较的冰火两重天;中国作协副主席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所描写的大段弄堂,隐含着其自己居住的有名“愚谷邨”;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进步学者还贡献了近代文学史中的“亭子间”文学,多少文人墨客曾为上海的弄堂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历史的洪流终将掩埋过往的浮光掠影,曾经的3号,并不是某人的个别记忆,而是涵盖了三、四代人,就如当时,自8岁至88岁都在追日剧《姿三四郎》、当“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上海滩》前奏响起,顷刻万人空巷,“许文强”、“冯程程”成为老少皆宜的荧屏偶像。时代赋予我们特定的境地,“空前”不敢狂妄,“绝后”不知是否可以斗胆?

滚滚红尘、痴痴情深,聚散总有时,柔化的岁月,丰满了年龄、骨感了青春,多少魂牵梦萦,烟雨楼台中,曾经寻寻觅觅的灯火阑珊处,不正是童年与祖母同床共室的那盏柔美白炽灯?时光流逝,染红了殷桃、催绿了芭蕉、经历了天人永隔。

一指流年处,光阴似箭飞。当年搬离3号时,正值豆蔻年华,如今东瀛诞生的小孩儿已步入日本常青藤。人生旅途,过客匆匆,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感恩生命中的每次相遇,让人学会勇敢、体会尊重、懂得自信。童年的弄堂早已被更高的建筑所取代,但其旧址的经纬度应相对永恒。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富豪俱欢颜,只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在点缀城市繁荣的同时,其钢筋混凝土是否冷却了些许几百年、几千年来的守望相助
曾经的653弄3号,我心中永远的芳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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