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 外滩教育
教育的结构性差距正在拉大——优质教育资源从未真正向所有人敞开。
这两年，日本低龄留学的家庭，眼见多了起来。
随着欧美留学的不确定性和竞争加剧，一波中产家庭开始将目光转向日本。
随着日本率先进入少子化时代，大学也开始进入“全入时代”，中小学更是面临严重的生源短缺...这些都成了国内中产家庭眼中的“红利”。有机构透露，近十年，中国赴日读高中的留学生人数翻了十倍。
可是，日本真实的教育环境究竟如何？对于中产家庭来说，这会是一个避开内卷的好选择吗？
最近，有一本来自日本大阪大学教授、东京大学教育学博士志水宏吉的书《父母格差：“拼家长”时代的冲击》，向我们揭秘了日本少子化时代的教育现状以及中产阶级的挣扎。
机会一直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家庭面对的“挑战难度”也是不同的。
在日本，“父母格差”一词，主要指家庭教育环境差距的问题。作者指出，日本正处于从“优绩主义”社会滑向“家长主义”社会的时期。
即个体的成就不再由其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父母（家庭）拥有的各种财富，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将极大地影响孩子的未来和人生。
正如本书译者高璐璐，这位在日本一边读博、一边带娃的中国留学生妈妈所体会到的，“日本早已进入拼家长的时代。仅仅有钱还不够，父母的认知同样决定着孩子的前途和人生。”
少子化时代，
优质教育人人可得？
2025年1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大学2024学年招生名额较实际入学人数多出逾1万人。自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招生名额与入学人数“倒挂”。
不少媒体由此指出，日本进入了“全员上大学”时代。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尽管确实有大学存在招生不足的情况，但好大学的竞争依旧激烈，不少大学降低了招生人数，甚至关闭了部分专业。
少子化浪潮看似带来了“人人有书读”的福利，但透过该表象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的结构性差距正在拉大——优质教育资源从未真正向所有人敞开。
在日本，小初高基本可以分为三类学校（除国际）：国立、私立和公立。国立一般是国立大学的附属学校，师资雄厚且免学费，因此入学难度最大，即使考上了也还要抽签；私立学校整体教育水平不错，每所学校各有特色，同样需要入学考试，学费较贵；相较之下，公立入学难度最低，通常在家附近，学业压力较小。
数据显示，日本全国就读公立中学的学生占比91.6%，而仅有不到一成的学生就读国立或私立学校，分别占比0.9%和7.5%。
其实，新生人数的减少以及对多样化教育的需求，确实为择校带来了一定自由度。2000年之后，日本越来越多的区域开始引入“择校制度”，也就是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片区内任何一所公立小学或公立中学就读，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跨片区就读。
没有学区房，也不用摇号，想让孩子上哪所学校都能满足，这似乎是人人所期待的少子化时代红利。但现实却出现了难以预料的结果——公立学校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大阪就曾因跨区上学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家长们为了将孩子送入“好学校”，或避开“坏学校”，而跨校区送孩子到别的学校上学。这导致实力偏弱学校的成绩大幅降低，对此，希望家长重视本地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也非常苦恼：
“老师再怎么用心，孩子来了这里，学习能力好像还是上不去……结果有能力的孩子一股脑都流失了。”
生源流失引发师资撤离，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越缺乏资源的孩子，反而被系统抛得更远。
对此，“择校制度”也被重新审视，甚至已有地区开始废除该制度的运行。
从日本走过的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出生率的下降和优质教育的普惠性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因果关系。
不断前置的教育分流
日本读博期间，本书译者高璐璐作为妈妈，就近给孩子安排了偏乡下的幼儿园。出门就是大片田地，可以采摘蔬菜捡橡木果，雪天就打雪仗。
但有时，她的内心也会浮起问号：在补习广告铺天盖地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岁月静好能维持多久呢？如果以后孩子的成绩在班里垫底，她还能如此淡定吗？
事实上，如果孩子要在日本读书，选择公立的“快乐教育”，还是私立的“高要求高付出”，是家长很早就要做出的决定。
在《父母格差》一书里，志水宏吉教授揭示了日本教育界不断前置的分流现象。
20多年前日本就出现了被称作“幼儿教室”的机构。这些教室通常开设在百货商场里，孩子满1岁就可以和妈妈一起来上课，每节课60分钟。那时，这些机构的宣传还以“培养孩子‘上进的大脑’和‘饱满的心灵’”为主，有点像我们国内的早教启蒙。
而如今，这些“幼儿教室”却在家长需求的推动下演变为了“幼升小备考班”。这样的机构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开设数量尤其多。有的教室甚至会把孩子的成绩按偏差值区分后再进行彻底“训练”，目标就是帮助孩子通过国立或私立小学的升学考试。
很难想象，一个在读幼儿园甚至年龄更小的孩子，已经要背负起备考升学的压力。几年下来，不仅家长和孩子都非常疲惫，夫妻关系往往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为什么日本父母还是坚持让孩子如此早地加入教育军备赛呢？
除了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想让孩子接受更优质的个性化教育，日本父母还非常看重的一点是：不少私立小学拥有同品牌附属学校，只要学习过得去，基本就能直升初中、高中，甚至大学。
而为了孩子入读理想小学的成功率更高，有些家长会选择同一品牌下的附属幼儿园。由于这些私立幼儿园的入读同样需要入学评估，有需求就有市场，市面上自然出现了面向更低龄孩子开设的“备考班”。
当然，卷升学仅仅只是日本精英阶层鸡娃一个方面。
作者调查了自己所工作的大阪大学（排名第三难考的国立大学）的学生后发现，这些孩子基本每人都参加过4-6个之多的课外班，包括但不限于英语、芭蕾、钢琴、空手道、体操……
一位全家移居日本的中国妈妈，曾在社交媒体分享两娃每天放学后的日程安排。6岁的姐姐和4岁的弟弟2点从私立幼儿园离开后，通常会无缝衔接各类兴趣班或补习班，如：体操、芭蕾、绘画、中文家庭教师等等。
据她观察，在日本，读公立学校每天放学后在公园玩到吃晚饭的孩子大有人在，但精英阶层的教育还是非常鸡血。
沿着父母既定的教育路径一路升级打怪，有的孩子顺利考入知名大学，甚至成功跨越阶层，但也有不少孩子不堪忍受压力，中途退学。
更多的孩子则处于矛盾之中，他们感激父母的付出，但回望升学路确实充满着痛苦与不安：好像必须考上好高中和好大学才对得起父母的期待，至于考上大学后如何过好自己的人生，始终没想明白。
家长对于升学一厢情愿的强烈愿望，往往会让他们忽视孩子的意愿。
“所作的一切都可以美其名曰是为了孩子的未来，”一位接受作者调查的大阪大学学生表示，“我自己是这么长大的，但并不执着于以后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想要跳出焦虑怪圈的中产妈妈
当少子化浪潮未能缓解教育资源竞争，反而加速了优质资源的集中化趋势，日本中产阶级家长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作者志水宏吉的研究团队发现，当下的日本中产家庭从育儿策略来看可以分为四类：
①善用经济资本型的家庭：父母热心投资校外教育以及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孩子遇到困难时，倾向于依靠校外途径来解决。
②善用社会关系资本型的家庭：给予孩子高度自由。认为孩子不一定要出人头地，未来每天过得充实就好。
③善用文化资本型的家庭：尊重孩子的个性化成长。比起投入过多金钱，家长更愿意动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让孩子学会快乐学习。
④善用全资本型的家庭：不仅拥有各类丰富资本，父母还会有意识地提升孩子全方位的能力。希望孩子不断进步，校外教育上也投入很多。
③④体现了“协作育儿”的教养方式，也就是父母会尽可能有规划地发展孩子的才华；②则体现了“自然成长”的教养方式，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能够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但父母具有较高权威，通常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孩子如何去做。
有趣的是，“给予孩子高度自由”这一养育方式，曾经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更为常见，如今在日本中产家庭内部也开始出现。
如果说，过去工人阶级对孩子的放养是育儿时间与精力不足的无奈之举，那么如今部分日本中产其实是主动选择了这一教养方式，或者将其与“协作育儿”的方式相融合。
可以看出，当部分家庭还在焦虑如何让孩子跑赢对手，另一群家长已在思考：是否需要继续参与这场被设定规则的游戏。
译者的朋友——一对香港精英父母，他们的育儿策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首先，他们认为，比起卷成绩，孩子的健康成长，以及和谐的亲子关系更加重要；其次，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不擅长卷成绩，但喜欢做甜点，妈妈就积极主动地陪孩子参加各种厨艺班，说以后做chef也不错。
有越来越多的中产家长开始产生类似想法。孩子如果不是读书这块料，与其投入大量资源硬逼他学，不如趁早另寻出路。
此外，作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毕业于排名更靠前大学的日本妈妈，相对更为从容，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早稻田、应庆等。她们认为，即使孩子没能考上理想初中，后面还有初升高的机会。她们相信孩子的成长有自己的节奏，比起上补习班，更在意孩子是否自己在努力。
与此同时，学历差一个等级的妈妈们显得更焦虑和烦恼。她们不停地给孩子换补习班，“选择似乎没那么多，但确实在拼尽全力想办法”。
志水宏吉教授总结，这也是“家长主义”社会的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各领域中的“二代”孩子越来越多，包括“学二代”。
“二代”现象增加的背后，精英家庭的孩子通常被更加精心地抚养长大，也意味着这些孩子在竞争中，拥有远比其他孩子更多的资源。
现实情况也表明，那些“会学习”的孩子，往往生活在富裕而稳定的家庭里，而“不会学习”的孩子的家庭，往往有各种各样棘手的问题；甚至，孩子在体力和运动能力上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
“我们以为建立起了一个由个人努力和天赋决定未来的优绩主义社会，谁曾想到，现在又将回到‘家庭出身决定一切’？”
这种撕裂感在作为教育研究者的父母身上，同样明显。
作者志水宏吉教授的朋友，一位陪女儿刚刚结束初中升学考试的妈妈，她一方面深知现在的日本，已经过了“努力+天赋=回报”的时代；
另一方面，作为母亲的她，也没办法忽视女儿在补习班所付出的努力，更没有办法告诉女儿和补习班的同学们，“这些差距努力了也没用”、“这些是社会问题”之类的话。
在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面前，她只能对他们说一句宽慰和鼓励的话：
“你已经很努力了。”
教育的结构性差距正在拉大——优质教育资源从未真正向所有人敞开。
这两年，日本低龄留学的家庭，眼见多了起来。
随着欧美留学的不确定性和竞争加剧，一波中产家庭开始将目光转向日本。
随着日本率先进入少子化时代，大学也开始进入“全入时代”，中小学更是面临严重的生源短缺...这些都成了国内中产家庭眼中的“红利”。有机构透露，近十年，中国赴日读高中的留学生人数翻了十倍。
可是，日本真实的教育环境究竟如何？对于中产家庭来说，这会是一个避开内卷的好选择吗？
最近，有一本来自日本大阪大学教授、东京大学教育学博士志水宏吉的书《父母格差：“拼家长”时代的冲击》，向我们揭秘了日本少子化时代的教育现状以及中产阶级的挣扎。
机会一直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家庭面对的“挑战难度”也是不同的。
在日本，“父母格差”一词，主要指家庭教育环境差距的问题。作者指出，日本正处于从“优绩主义”社会滑向“家长主义”社会的时期。
即个体的成就不再由其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父母（家庭）拥有的各种财富，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将极大地影响孩子的未来和人生。
正如本书译者高璐璐，这位在日本一边读博、一边带娃的中国留学生妈妈所体会到的，“日本早已进入拼家长的时代。仅仅有钱还不够，父母的认知同样决定着孩子的前途和人生。”
少子化时代，
优质教育人人可得？
2025年1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大学2024学年招生名额较实际入学人数多出逾1万人。自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招生名额与入学人数“倒挂”。
不少媒体由此指出，日本进入了“全员上大学”时代。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尽管确实有大学存在招生不足的情况，但好大学的竞争依旧激烈，不少大学降低了招生人数，甚至关闭了部分专业。
少子化浪潮看似带来了“人人有书读”的福利，但透过该表象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的结构性差距正在拉大——优质教育资源从未真正向所有人敞开。
在日本，小初高基本可以分为三类学校（除国际）：国立、私立和公立。国立一般是国立大学的附属学校，师资雄厚且免学费，因此入学难度最大，即使考上了也还要抽签；私立学校整体教育水平不错，每所学校各有特色，同样需要入学考试，学费较贵；相较之下，公立入学难度最低，通常在家附近，学业压力较小。
数据显示，日本全国就读公立中学的学生占比91.6%，而仅有不到一成的学生就读国立或私立学校，分别占比0.9%和7.5%。
其实，新生人数的减少以及对多样化教育的需求，确实为择校带来了一定自由度。2000年之后，日本越来越多的区域开始引入“择校制度”，也就是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片区内任何一所公立小学或公立中学就读，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跨片区就读。
没有学区房，也不用摇号，想让孩子上哪所学校都能满足，这似乎是人人所期待的少子化时代红利。但现实却出现了难以预料的结果——公立学校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大阪就曾因跨区上学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家长们为了将孩子送入“好学校”，或避开“坏学校”，而跨校区送孩子到别的学校上学。这导致实力偏弱学校的成绩大幅降低，对此，希望家长重视本地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也非常苦恼：
“老师再怎么用心，孩子来了这里，学习能力好像还是上不去……结果有能力的孩子一股脑都流失了。”
生源流失引发师资撤离，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越缺乏资源的孩子，反而被系统抛得更远。
对此，“择校制度”也被重新审视，甚至已有地区开始废除该制度的运行。
从日本走过的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出生率的下降和优质教育的普惠性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因果关系。
不断前置的教育分流
日本读博期间，本书译者高璐璐作为妈妈，就近给孩子安排了偏乡下的幼儿园。出门就是大片田地，可以采摘蔬菜捡橡木果，雪天就打雪仗。
但有时，她的内心也会浮起问号：在补习广告铺天盖地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岁月静好能维持多久呢？如果以后孩子的成绩在班里垫底，她还能如此淡定吗？
事实上，如果孩子要在日本读书，选择公立的“快乐教育”，还是私立的“高要求高付出”，是家长很早就要做出的决定。
在《父母格差》一书里，志水宏吉教授揭示了日本教育界不断前置的分流现象。
20多年前日本就出现了被称作“幼儿教室”的机构。这些教室通常开设在百货商场里，孩子满1岁就可以和妈妈一起来上课，每节课60分钟。那时，这些机构的宣传还以“培养孩子‘上进的大脑’和‘饱满的心灵’”为主，有点像我们国内的早教启蒙。
而如今，这些“幼儿教室”却在家长需求的推动下演变为了“幼升小备考班”。这样的机构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开设数量尤其多。有的教室甚至会把孩子的成绩按偏差值区分后再进行彻底“训练”，目标就是帮助孩子通过国立或私立小学的升学考试。
很难想象，一个在读幼儿园甚至年龄更小的孩子，已经要背负起备考升学的压力。几年下来，不仅家长和孩子都非常疲惫，夫妻关系往往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为什么日本父母还是坚持让孩子如此早地加入教育军备赛呢？
除了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想让孩子接受更优质的个性化教育，日本父母还非常看重的一点是：不少私立小学拥有同品牌附属学校，只要学习过得去，基本就能直升初中、高中，甚至大学。
而为了孩子入读理想小学的成功率更高，有些家长会选择同一品牌下的附属幼儿园。由于这些私立幼儿园的入读同样需要入学评估，有需求就有市场，市面上自然出现了面向更低龄孩子开设的“备考班”。
当然，卷升学仅仅只是日本精英阶层鸡娃一个方面。
作者调查了自己所工作的大阪大学（排名第三难考的国立大学）的学生后发现，这些孩子基本每人都参加过4-6个之多的课外班，包括但不限于英语、芭蕾、钢琴、空手道、体操……
一位全家移居日本的中国妈妈，曾在社交媒体分享两娃每天放学后的日程安排。6岁的姐姐和4岁的弟弟2点从私立幼儿园离开后，通常会无缝衔接各类兴趣班或补习班，如：体操、芭蕾、绘画、中文家庭教师等等。
据她观察，在日本，读公立学校每天放学后在公园玩到吃晚饭的孩子大有人在，但精英阶层的教育还是非常鸡血。
沿着父母既定的教育路径一路升级打怪，有的孩子顺利考入知名大学，甚至成功跨越阶层，但也有不少孩子不堪忍受压力，中途退学。
更多的孩子则处于矛盾之中，他们感激父母的付出，但回望升学路确实充满着痛苦与不安：好像必须考上好高中和好大学才对得起父母的期待，至于考上大学后如何过好自己的人生，始终没想明白。
家长对于升学一厢情愿的强烈愿望，往往会让他们忽视孩子的意愿。
“所作的一切都可以美其名曰是为了孩子的未来，”一位接受作者调查的大阪大学学生表示，“我自己是这么长大的，但并不执着于以后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想要跳出焦虑怪圈的中产妈妈
当少子化浪潮未能缓解教育资源竞争，反而加速了优质资源的集中化趋势，日本中产阶级家长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作者志水宏吉的研究团队发现，当下的日本中产家庭从育儿策略来看可以分为四类：
①善用经济资本型的家庭：父母热心投资校外教育以及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孩子遇到困难时，倾向于依靠校外途径来解决。
②善用社会关系资本型的家庭：给予孩子高度自由。认为孩子不一定要出人头地，未来每天过得充实就好。
③善用文化资本型的家庭：尊重孩子的个性化成长。比起投入过多金钱，家长更愿意动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让孩子学会快乐学习。
④善用全资本型的家庭：不仅拥有各类丰富资本，父母还会有意识地提升孩子全方位的能力。希望孩子不断进步，校外教育上也投入很多。
③④体现了“协作育儿”的教养方式，也就是父母会尽可能有规划地发展孩子的才华；②则体现了“自然成长”的教养方式，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能够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但父母具有较高权威，通常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孩子如何去做。
有趣的是，“给予孩子高度自由”这一养育方式，曾经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更为常见，如今在日本中产家庭内部也开始出现。
如果说，过去工人阶级对孩子的放养是育儿时间与精力不足的无奈之举，那么如今部分日本中产其实是主动选择了这一教养方式，或者将其与“协作育儿”的方式相融合。
可以看出，当部分家庭还在焦虑如何让孩子跑赢对手，另一群家长已在思考：是否需要继续参与这场被设定规则的游戏。
译者的朋友——一对香港精英父母，他们的育儿策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首先，他们认为，比起卷成绩，孩子的健康成长，以及和谐的亲子关系更加重要；其次，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不擅长卷成绩，但喜欢做甜点，妈妈就积极主动地陪孩子参加各种厨艺班，说以后做chef也不错。
有越来越多的中产家长开始产生类似想法。孩子如果不是读书这块料，与其投入大量资源硬逼他学，不如趁早另寻出路。
此外，作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毕业于排名更靠前大学的日本妈妈，相对更为从容，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早稻田、应庆等。她们认为，即使孩子没能考上理想初中，后面还有初升高的机会。她们相信孩子的成长有自己的节奏，比起上补习班，更在意孩子是否自己在努力。
与此同时，学历差一个等级的妈妈们显得更焦虑和烦恼。她们不停地给孩子换补习班，“选择似乎没那么多，但确实在拼尽全力想办法”。
志水宏吉教授总结，这也是“家长主义”社会的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各领域中的“二代”孩子越来越多，包括“学二代”。
“二代”现象增加的背后，精英家庭的孩子通常被更加精心地抚养长大，也意味着这些孩子在竞争中，拥有远比其他孩子更多的资源。
现实情况也表明，那些“会学习”的孩子，往往生活在富裕而稳定的家庭里，而“不会学习”的孩子的家庭，往往有各种各样棘手的问题；甚至，孩子在体力和运动能力上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
“我们以为建立起了一个由个人努力和天赋决定未来的优绩主义社会，谁曾想到，现在又将回到‘家庭出身决定一切’？”
这种撕裂感在作为教育研究者的父母身上，同样明显。
作者志水宏吉教授的朋友，一位陪女儿刚刚结束初中升学考试的妈妈，她一方面深知现在的日本，已经过了“努力+天赋=回报”的时代；
另一方面，作为母亲的她，也没办法忽视女儿在补习班所付出的努力，更没有办法告诉女儿和补习班的同学们，“这些差距努力了也没用”、“这些是社会问题”之类的话。
在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面前，她只能对他们说一句宽慰和鼓励的话：
“你已经很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