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中日关系让“日中友好七团体”出现在国内媒体上的频率大为减少。在日本，这些友好团体也正面临成员老化、会员减少、经费不足、作用下降的困境。“七团体”，是指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中协会、日中友好会馆。长期以来，中方民间团体乃至外交部门一直将其作为联系日本民间的窗口。但如今，无论是两国交流渠道的多元，还是两国关系的紧张，都会影响到这些友好团体的命运。笔者在日期间常与日中友好团体交流，最大的感触是，40年来中日两国以及各自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让彼此之间的接触形态也发生重大变化。
友好团体成员减少经费紧张
在日中友好七团体内部，有人说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是纯粹“民间”团体，其他或多或少与政府有关，如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不少成员来自执政的自民党，因此与政府最近。今年中国驻日使馆举办“中国大使馆·日中友好团体2014年新春会”时，七团体代表均到场。会上程永华大使特意强调“民间友好是中日关系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资源”，这也是对七团体的肯定。
但日中友好团体正面临困境的现实值得人们关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曾在沟通日中贸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现在会员大幅减少。据该会原理事西忠雄回忆，最多时该会的专职人员就有50多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日本企业获得更多与中国交往的渠道，因此不再依靠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目前中日关系大环境，造成七团体很难扩展会员。日中友协的一位干部对笔者说，现在扩大新会员很难。此外各组织内部，成员老化、会员减少。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员最多时达5000人，现在只有2000多人。该协会一位事务负责人说：“减员有两个原因，一是老龄化造成自然减员，另一是景气恶化造成的，有的会员因退休收入减少而退出协会。”会员减少直接导致会费收入减少、经费不足。据说有几个靠会费运营的组织经费比较困难。如东京日中友好协会曾每年有500万日元余额(约合30万元人民币)，但2013年出现赤字。最近，该组织发信呼吁会员捐款。
尽管遭遇会员减少、经费紧张等问题，但日中友好七团体仍在积极推动着日中的交流。今年3月8日，在以“思考新的日中关系研究者会”为核心举办的“追溯当代日中关系的源流——对20世纪70年代再思考”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上，有200余名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美国的学者和媒体人参加。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山田辰雄提议，每个与会者应把会议成果向300个人传播。该国际研讨会就得到七团体的支持。
找不到德高望重的接班人
如何培养接班人，是日中友好七团体的共同课题。有位七团体的顶级人物曾数百次访华，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廖承志等中国领导人，10多年前，他就对笔者说要找接班人。但一位熟悉他的日本记者告诉笔者：“没人能接他班。他是这个组织的创立者，很多会员因敬重他而入会，但现在没人有他这样的威望和人气。”
这三四十年间，很多站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最前列的有威望的人士相继逝去。有人感叹，今天在日本友好团体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领袖人物已成传奇。2013年11月25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辻井乔去世，享年86岁。这是七团体又一代表人物陨落。辻井乔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Saison Group(季节集团)的创立者，该集团包括百货商店、铁路等各种企业。喜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辻井乔还是日本知名的作家和诗人。
“今天的日中友好团体缺乏人才。”秋冈家荣对笔者感叹说。秋冈先生出生于1925年，1967年至1972年任《朝日新闻》驻中国特派员，曾见过周恩来数十次。周恩来在公众场合称他“秋冈先生”，而在单独会面时则称他“秋冈同志”。上世纪90年代，在秋冈先生召集下，“日中友好99人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独立的友好团体，笔者曾多次参加该会会议，会员包括各界人士，从大学生到退休老人。秋冈先生回顾说：“在争取恢复日中邦交运动时，日本各团体一致团结，结成统一战线;但邦交正常化后，日中关系舞台从政治转向经济，人们开始关心怎样赚钱”。在他看来，友好运动不应赚钱。秋冈认为，现在日中关系陷入僵局，但日中友好团体缺乏打开局面的力量。他说，邦交正常化后，日中友好队伍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政治领域，没有注意培养接班人。他说，今天日中关系出现问题，七团体议论最多的不外乎是呼吁日中首脑会谈、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等，但缺乏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深入的议题。因为缺乏人才，严重影响友好团体对日中关系研究的深度，自然也就无法领导舆论。
笔者参加七团体活动时，较少见到中青年面孔。有一位友好七团体事务人员承认：“年轻人对我们的活动不感兴趣，不愿参加。”日中友好团体大多存在高龄化的严峻问题。交流中有人告诉笔者，日中友好团体普遍存在“宣传不足”、“缺乏有活力的人才”问题。为吸引新会员，组织改革成为紧迫课题。
原伊藤忠商事中国总代表藤野文晤对笔者说，当年许多人参加日中友好团体，是因为他们反省战争，有赎罪意识，但当下一代缺乏这种意识。藤野说，上世纪70年代，许多日本人对日中关系有危机感，但现在日本年轻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他们如果想做些什么事业，会选择NPO(非营利组织)形式，而不一定参加友好团体。
前田久男是现任西东京市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协会现有40名成员，同时还有40名中国留学生会员。前田认为，日中友好团体缺乏经费并非重要问题，一个组织是否能搞活，还要看它是否有具有活力的“关键人物”，而且必须要有热情。立足草根，是前田的特色。他组织的日中友好交流偶有名流出席，但更多的参与者是退休老者、家庭主妇和学生。前田有一次打电话给笔者，说要为一位访日中国学者饯别，地点是靠近东京JR日暮里车站一家普通居酒屋。那天约有十来人参加，有中国留学生，还有普通日本人，其中一些人平常很少接触中国人，但他们都很喜欢这样的聚会。前田经常组织这样的聚会，并享受其中。尽管中日关系严峻，但草根间的交流氛围很亲切。笔者还认识一位开茶艺店中年女性，曾跟随丈夫到中国常驻，并取得中国茶艺师资格。她在日中友协中非常积极，中国学生举办汉语义塾，她也热心协助宣传。
坚定信念支撑友好团体
与40年前相比，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也在变化，这其中包括日本。现在，有15万日本人长期住在中国，同时也有70万以上中国人长期居住日本。另外，还有十多万中国人加入日本国籍。每天有2万以上人员往来于中日之间。上海已超过纽约，成为日本人在海外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两国国民存在大量通婚情况，两国国民通婚的第二代也成长起来。对日本来说，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来说，日本则是第五大贸易伙伴。中日彼此经济、人员往来，必然带来双方交往渠道多元化，交往层次更加丰富。
中日经济、社会的变化，造成日中友好组织地位的相对化。在中国信息匮乏时代，日中友好团体可从中方获得信息，可与中方高层接触。今天，日本各种组织都与中国保持广泛接触，日中友好团体的桥梁作用下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重视与日本财界交往。目前，中方也希望借助日本财界力量改善中日关系。从日本政治构造看，日本财界与自民党、官僚形成坚固的同盟，但现在财界与执政党、官僚的联系已然削弱。其实在对外关系领域，财界易受右翼、狭隘民族主义势力攻击，因此比较小心翼翼，尽量回避危害。最近两国政府关系恶化，中方学者提倡民间交流，重提“以民促官”，财界固然是民间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有沟通能力。但另一个方面，财界对社会舆论的影响程度，仍值得考察。
40年前，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内部，存在一种坚定信念，形成强大的舆论场。西忠雄对笔者说，建交前我们搞日中友好，是有生命危险的。今天，日中友好团体同样面临压力。因为在日本，“中国威胁论”如同空气一样弥漫。面对强大压力，日中友好团体处境困难。近年来日本社会民族主义抬头，在这种压力下，一些与中方接触较多的人士的言论被认为“媚中”，易受极端民族主义者舆论攻击甚至身体威胁。2006年8月，现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加藤纮一在山形县的老家住宅及办公室被右翼团体干部放火烧毁，嫌犯被捕后供述，其动机是要“抗议”加藤批评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朋友还是越老越好”。日中友好运动的前辈，至今仍对周恩来、廖承志的外交风格记忆犹新。他们细致入微又充满亲情的交往模式，留下大量感动。在笔者看来，半世纪前的中国外交，今天仍值得重温。中国国际地位提高，需要处理的国际事务增加，但对日本民间人士，对那些老友，我们是否也应一如既往给予重视？(作者：刘迪 系旅日学者)
友好团体成员减少经费紧张
在日中友好七团体内部，有人说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是纯粹“民间”团体，其他或多或少与政府有关，如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不少成员来自执政的自民党，因此与政府最近。今年中国驻日使馆举办“中国大使馆·日中友好团体2014年新春会”时，七团体代表均到场。会上程永华大使特意强调“民间友好是中日关系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资源”，这也是对七团体的肯定。
但日中友好团体正面临困境的现实值得人们关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曾在沟通日中贸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现在会员大幅减少。据该会原理事西忠雄回忆，最多时该会的专职人员就有50多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日本企业获得更多与中国交往的渠道，因此不再依靠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目前中日关系大环境，造成七团体很难扩展会员。日中友协的一位干部对笔者说，现在扩大新会员很难。此外各组织内部，成员老化、会员减少。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员最多时达5000人，现在只有2000多人。该协会一位事务负责人说：“减员有两个原因，一是老龄化造成自然减员，另一是景气恶化造成的，有的会员因退休收入减少而退出协会。”会员减少直接导致会费收入减少、经费不足。据说有几个靠会费运营的组织经费比较困难。如东京日中友好协会曾每年有500万日元余额(约合30万元人民币)，但2013年出现赤字。最近，该组织发信呼吁会员捐款。
尽管遭遇会员减少、经费紧张等问题，但日中友好七团体仍在积极推动着日中的交流。今年3月8日，在以“思考新的日中关系研究者会”为核心举办的“追溯当代日中关系的源流——对20世纪70年代再思考”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上，有200余名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美国的学者和媒体人参加。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山田辰雄提议，每个与会者应把会议成果向300个人传播。该国际研讨会就得到七团体的支持。
找不到德高望重的接班人
如何培养接班人，是日中友好七团体的共同课题。有位七团体的顶级人物曾数百次访华，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廖承志等中国领导人，10多年前，他就对笔者说要找接班人。但一位熟悉他的日本记者告诉笔者：“没人能接他班。他是这个组织的创立者，很多会员因敬重他而入会，但现在没人有他这样的威望和人气。”
这三四十年间，很多站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最前列的有威望的人士相继逝去。有人感叹，今天在日本友好团体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领袖人物已成传奇。2013年11月25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辻井乔去世，享年86岁。这是七团体又一代表人物陨落。辻井乔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Saison Group(季节集团)的创立者，该集团包括百货商店、铁路等各种企业。喜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辻井乔还是日本知名的作家和诗人。
“今天的日中友好团体缺乏人才。”秋冈家荣对笔者感叹说。秋冈先生出生于1925年，1967年至1972年任《朝日新闻》驻中国特派员，曾见过周恩来数十次。周恩来在公众场合称他“秋冈先生”，而在单独会面时则称他“秋冈同志”。上世纪90年代，在秋冈先生召集下，“日中友好99人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独立的友好团体，笔者曾多次参加该会会议，会员包括各界人士，从大学生到退休老人。秋冈先生回顾说：“在争取恢复日中邦交运动时，日本各团体一致团结，结成统一战线;但邦交正常化后，日中关系舞台从政治转向经济，人们开始关心怎样赚钱”。在他看来，友好运动不应赚钱。秋冈认为，现在日中关系陷入僵局，但日中友好团体缺乏打开局面的力量。他说，邦交正常化后，日中友好队伍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政治领域，没有注意培养接班人。他说，今天日中关系出现问题，七团体议论最多的不外乎是呼吁日中首脑会谈、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等，但缺乏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深入的议题。因为缺乏人才，严重影响友好团体对日中关系研究的深度，自然也就无法领导舆论。
笔者参加七团体活动时，较少见到中青年面孔。有一位友好七团体事务人员承认：“年轻人对我们的活动不感兴趣，不愿参加。”日中友好团体大多存在高龄化的严峻问题。交流中有人告诉笔者，日中友好团体普遍存在“宣传不足”、“缺乏有活力的人才”问题。为吸引新会员，组织改革成为紧迫课题。
原伊藤忠商事中国总代表藤野文晤对笔者说，当年许多人参加日中友好团体，是因为他们反省战争，有赎罪意识，但当下一代缺乏这种意识。藤野说，上世纪70年代，许多日本人对日中关系有危机感，但现在日本年轻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他们如果想做些什么事业，会选择NPO(非营利组织)形式，而不一定参加友好团体。
前田久男是现任西东京市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协会现有40名成员，同时还有40名中国留学生会员。前田认为，日中友好团体缺乏经费并非重要问题，一个组织是否能搞活，还要看它是否有具有活力的“关键人物”，而且必须要有热情。立足草根，是前田的特色。他组织的日中友好交流偶有名流出席，但更多的参与者是退休老者、家庭主妇和学生。前田有一次打电话给笔者，说要为一位访日中国学者饯别，地点是靠近东京JR日暮里车站一家普通居酒屋。那天约有十来人参加，有中国留学生，还有普通日本人，其中一些人平常很少接触中国人，但他们都很喜欢这样的聚会。前田经常组织这样的聚会，并享受其中。尽管中日关系严峻，但草根间的交流氛围很亲切。笔者还认识一位开茶艺店中年女性，曾跟随丈夫到中国常驻，并取得中国茶艺师资格。她在日中友协中非常积极，中国学生举办汉语义塾，她也热心协助宣传。
坚定信念支撑友好团体
与40年前相比，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也在变化，这其中包括日本。现在，有15万日本人长期住在中国，同时也有70万以上中国人长期居住日本。另外，还有十多万中国人加入日本国籍。每天有2万以上人员往来于中日之间。上海已超过纽约，成为日本人在海外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两国国民存在大量通婚情况，两国国民通婚的第二代也成长起来。对日本来说，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来说，日本则是第五大贸易伙伴。中日彼此经济、人员往来，必然带来双方交往渠道多元化，交往层次更加丰富。
中日经济、社会的变化，造成日中友好组织地位的相对化。在中国信息匮乏时代，日中友好团体可从中方获得信息，可与中方高层接触。今天，日本各种组织都与中国保持广泛接触，日中友好团体的桥梁作用下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重视与日本财界交往。目前，中方也希望借助日本财界力量改善中日关系。从日本政治构造看，日本财界与自民党、官僚形成坚固的同盟，但现在财界与执政党、官僚的联系已然削弱。其实在对外关系领域，财界易受右翼、狭隘民族主义势力攻击，因此比较小心翼翼，尽量回避危害。最近两国政府关系恶化，中方学者提倡民间交流，重提“以民促官”，财界固然是民间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有沟通能力。但另一个方面，财界对社会舆论的影响程度，仍值得考察。
40年前，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内部，存在一种坚定信念，形成强大的舆论场。西忠雄对笔者说，建交前我们搞日中友好，是有生命危险的。今天，日中友好团体同样面临压力。因为在日本，“中国威胁论”如同空气一样弥漫。面对强大压力，日中友好团体处境困难。近年来日本社会民族主义抬头，在这种压力下，一些与中方接触较多的人士的言论被认为“媚中”，易受极端民族主义者舆论攻击甚至身体威胁。2006年8月，现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加藤纮一在山形县的老家住宅及办公室被右翼团体干部放火烧毁，嫌犯被捕后供述，其动机是要“抗议”加藤批评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朋友还是越老越好”。日中友好运动的前辈，至今仍对周恩来、廖承志的外交风格记忆犹新。他们细致入微又充满亲情的交往模式，留下大量感动。在笔者看来，半世纪前的中国外交，今天仍值得重温。中国国际地位提高，需要处理的国际事务增加，但对日本民间人士，对那些老友，我们是否也应一如既往给予重视？(作者：刘迪 系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