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朱自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最近出版了一本随笔集《知日的风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他多年来利用赴日讲学的机会观察日本社会文化，陆续写就的系列随笔的结集。与坊间诸多谈日本文化的作品不同，汪涌豪在书中融入了他作为批评家的修养功夫，以别样的眼光，对日本纷杂事象背后的传统根由作了深入剖析，文字入情而典雅，让人读来倾心。
周报：您新近出版的《知日的风景》一书广受关注，读罢，觉得其中既有历史文化的深度思考，又有人情世故的细微洞察，还包括与普通日本人交往的感念与回忆。似乎您在日本的每一天都在感受、思考和写作，没一天是随便度过似的。
汪：谢谢你这么说。其实我的本意，只是想由日本社会的世相观察，透看其背后的历史文化。长期以来，中国人自以为最了解的外国就是日本，因其上古无史，中世是渡来人与神话各说其是，现代史则左改右改，难有定论，所以最易了解。至于其文化，似乎也少自己的东西，无非说完东洋说西洋，上半部是儒学和佛学，下半部就得脱亚入欧了。可倘若你不是故意视而不见，那今天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它与我们虽非异体，但也绝非同体，甚至不是互体。
周报：我注意到了，您在书中着力告诉读者的就是这一点。不过有些遗憾，尽管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对外开放已历有年，但许多隔膜仍自存在。
汪：确实，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感觉，以为比之他人对我们的了解，我们对外国的了解要详尽深透许多，但我想说情况并不如此。我们对外国的了解，大都集中在当下的风土与政经，对人家的历史、文化与宗教其实并无完整的认识。而恰恰是后者，决定着其人的行事与行政。说到日本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因为这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太复杂了，国民性太难一言道断。对此，从旦普曼、霍怀丁到艾森斯特朗，几乎所有的日本问题专家都有感叹。如果你不加细察，或不像翻译西典一样，尽可能多地译介并研究其传世经典，以为只要将心比心，就可知大体，结果只能事与愿违。所以我写日本，很注意与一些同胞拉开距离，既不愿就某个细小的优点一味称扬，也避免就一种显见的缺点一味批斥，因为倘谛视熟审之，是哪一个国家、哪一种国民性都妍媸间杂的。我所做的，只是冷静地追寻其所从来，希望由表及里，把人引向更深广的根源究问。
周报：今天，面对中国的崛起，陷入经济停滞的日本社会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但另一方面，从政界领袖到普通国民，又存在着盲目的自大情绪，有普遍右转的倾向，这似乎再次印证了这个国家的复杂性。
汪：没错。今天的日本，贫困化和贫富差别都在加剧，在这个被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称作“格差社会”的下行世风中，日本人普遍沮丧颓靡，全没有当年池田提出“所得倍增计划”或田中鼓吹“列岛改造论”那会儿的雄心。此所以，两年前《泰晤士报》就说日本人已学会不再纠结，并渐渐适应了衰退。《纽约时报》更发文说日本人已变得与世无争，乐于缩进壳里，接受淡出世界的命运。日本国内也有这样的声音，认为随世界从“骚动时代”转向“阴郁时代”，日本应放弃亚洲当头的目标，转而谋求一种小而精的发展。但事实是，记者的观察终究皮相，他们没看到另一面，即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中，从来就有一种极端的狂妄自大心理，有极强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它是不愿接受输给亚洲其他国家的命运的，更不愿被人视为“迷路国家”。
周报：眼下与中韩爆发的领土纷争，似乎从另一方向坐实了您的判断。
汪：可以这么说。钓鱼岛自古以来就属中国，日本如此强词夺理，罔顾事实，既出于地缘政治和资源占取的考虑，也与近代以来，其所持的“大陆经略”的历史野心，甚至更远一些，自恃比中国优越的文化心理有关。本来，古代东亚的平衡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制来维持的，但隋末起，日本开始谋求摆脱这种体制。以后眼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更自称“小中华”，对明清政府不屑一顾。现在中国的崛起，在许多保守的日本人看来，不啻是这种册封-朝贡体制的“复权”。他们内心其实不大看得起韩国，但对中国却不能不心存戒惧。这就是眼下人们看到的，其举国上下既沮丧颓靡又悍顽固执的原因。至于其对侵略历史不知反省，不深悔过，也与文化有关。早在二战前，岸田国是就曾指出，日本是这样一个民族，无论多少卑劣的事，只要别人做了，自己也会跟着做。至于说得更广远些，则东方文化本来个体的内省普遍发达，国家或民族的整体性反省相对而言比较缺乏，日本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朱自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最近出版了一本随笔集《知日的风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他多年来利用赴日讲学的机会观察日本社会文化，陆续写就的系列随笔的结集。与坊间诸多谈日本文化的作品不同，汪涌豪在书中融入了他作为批评家的修养功夫，以别样的眼光，对日本纷杂事象背后的传统根由作了深入剖析，文字入情而典雅，让人读来倾心。
周报：您新近出版的《知日的风景》一书广受关注，读罢，觉得其中既有历史文化的深度思考，又有人情世故的细微洞察，还包括与普通日本人交往的感念与回忆。似乎您在日本的每一天都在感受、思考和写作，没一天是随便度过似的。
汪：谢谢你这么说。其实我的本意，只是想由日本社会的世相观察，透看其背后的历史文化。长期以来，中国人自以为最了解的外国就是日本，因其上古无史，中世是渡来人与神话各说其是，现代史则左改右改，难有定论，所以最易了解。至于其文化，似乎也少自己的东西，无非说完东洋说西洋，上半部是儒学和佛学，下半部就得脱亚入欧了。可倘若你不是故意视而不见，那今天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它与我们虽非异体，但也绝非同体，甚至不是互体。
周报：我注意到了，您在书中着力告诉读者的就是这一点。不过有些遗憾，尽管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对外开放已历有年，但许多隔膜仍自存在。
汪：确实，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感觉，以为比之他人对我们的了解，我们对外国的了解要详尽深透许多，但我想说情况并不如此。我们对外国的了解，大都集中在当下的风土与政经，对人家的历史、文化与宗教其实并无完整的认识。而恰恰是后者，决定着其人的行事与行政。说到日本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因为这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太复杂了，国民性太难一言道断。对此，从旦普曼、霍怀丁到艾森斯特朗，几乎所有的日本问题专家都有感叹。如果你不加细察，或不像翻译西典一样，尽可能多地译介并研究其传世经典，以为只要将心比心，就可知大体，结果只能事与愿违。所以我写日本，很注意与一些同胞拉开距离，既不愿就某个细小的优点一味称扬，也避免就一种显见的缺点一味批斥，因为倘谛视熟审之，是哪一个国家、哪一种国民性都妍媸间杂的。我所做的，只是冷静地追寻其所从来，希望由表及里，把人引向更深广的根源究问。
周报：今天，面对中国的崛起，陷入经济停滞的日本社会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但另一方面，从政界领袖到普通国民，又存在着盲目的自大情绪，有普遍右转的倾向，这似乎再次印证了这个国家的复杂性。
汪：没错。今天的日本，贫困化和贫富差别都在加剧，在这个被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称作“格差社会”的下行世风中，日本人普遍沮丧颓靡，全没有当年池田提出“所得倍增计划”或田中鼓吹“列岛改造论”那会儿的雄心。此所以，两年前《泰晤士报》就说日本人已学会不再纠结，并渐渐适应了衰退。《纽约时报》更发文说日本人已变得与世无争，乐于缩进壳里，接受淡出世界的命运。日本国内也有这样的声音，认为随世界从“骚动时代”转向“阴郁时代”，日本应放弃亚洲当头的目标，转而谋求一种小而精的发展。但事实是，记者的观察终究皮相，他们没看到另一面，即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中，从来就有一种极端的狂妄自大心理，有极强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它是不愿接受输给亚洲其他国家的命运的，更不愿被人视为“迷路国家”。
周报：眼下与中韩爆发的领土纷争，似乎从另一方向坐实了您的判断。
汪：可以这么说。钓鱼岛自古以来就属中国，日本如此强词夺理，罔顾事实，既出于地缘政治和资源占取的考虑，也与近代以来，其所持的“大陆经略”的历史野心，甚至更远一些，自恃比中国优越的文化心理有关。本来，古代东亚的平衡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制来维持的，但隋末起，日本开始谋求摆脱这种体制。以后眼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更自称“小中华”，对明清政府不屑一顾。现在中国的崛起，在许多保守的日本人看来，不啻是这种册封-朝贡体制的“复权”。他们内心其实不大看得起韩国，但对中国却不能不心存戒惧。这就是眼下人们看到的，其举国上下既沮丧颓靡又悍顽固执的原因。至于其对侵略历史不知反省，不深悔过，也与文化有关。早在二战前，岸田国是就曾指出，日本是这样一个民族，无论多少卑劣的事，只要别人做了，自己也会跟着做。至于说得更广远些，则东方文化本来个体的内省普遍发达，国家或民族的整体性反省相对而言比较缺乏，日本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