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石原慎太郎这个名字，中国民众立即会联想到很多词汇：日本右翼，反华分子，军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毫无疑问，中国媒体经常给石原贴的这些标签，无一是正面的。
给人贴标签，有表述上的便利，也有简化问题的缺陷。事实上，贴标签已经是作出了评判，--但在作出评判之前，对 所评判之人和事应有充分、真实与客观的了解，应是公认的正确态度。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媒体对于石原氏，尚无任何有深度的访谈与报道，虽然对石原慎太 郎这个名字念兹在兹进而批判之，但多是对其只言片语的应激式反应，而没建立在对其人其言其行的全面系统了解之上。
真实的石原慎太郎远非几 个标签可以描述。他是政客，也是作家、导演、航海探险家；他既反中，也反美，他是国际上 的麻烦制造者，更是日本国内的麻烦制造者；他强调日本的优越，也主张日本与亚洲共存；他讴歌神风队员，质疑南京大屠杀数字，参拜靖国神社，却也厌恶战时日 本；他反对当下体制的中国，却喜爱历史文化的中国；他是煽动家，经常刺激公众的神经，不遗余力地批判日本的种种弊端，却又是日本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
这些貌似庞杂混乱的信息背后，石原慎太郎有着怎样的逻辑？
抛开成见与刻板印象，撇开石原慎太郎是敌人，先看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先做了解再作评判，即便是“敌人”，也许也有忠言，本刊报道一位“反华分子”，道理其实很简单：了解我们的对手，是为了更好地应对他。
石原慎太郎：日本早就没有右翼了
即使是在高楼林立的西新宿，东京都厅（市政府）所在的“双子之塔”也显得鹤立鸡群。243米的高度令它本身也成 了景点，45层的南北两个展望室免费向公众开放，人们在这里可以花300日元打印一份自己生日当天的《读卖新闻》头版，再端上一杯咖啡，俯瞰关东平原，天 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西南方向的富士山。
在展望室下面，大约17万职员支撑起了这个GDP相当于澳大利亚的巨型都市的政府运作，78岁的石原慎太郎自1999年起就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并两次连任至今。而在中国，这位东京都知事（市长）更出名的标签是“头号反华分子”、“右翼政客”以及“军国主义分子”。
9月16日下午，“双子之塔”7层的一间会客室，传说中的石原慎太郎走了进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大，你可以说他没有表情，也可以说他挂着礼节性的浅笑，脸颊上的老年斑清晰可见。“你有些问题比较尖锐，我的回答可能也就比较尖锐。”这是他的开场白。
采 访开始还不到10分钟，他就一把扯掉了领带，扔在右边的桌上，“我讨厌系领带！”半个小时后，他又脱去了西装 上衣，翘起了二郎腿。他主动提起了钓鱼岛问题、西藏问题，批评美国和批评中国一样毫不留情，然而他对日本的用词却是最狠的，如果单看他的某几句话，恐怕有 人会以为他不但“反华”“反美”，还“反日”。
他也一再声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采访中曾起身进屋拿来一本书送给记者，是台湾出版的中文版《我不结婚》--这是他70岁时写的小说，主人公是24岁的青年。他对照记者的名片看了半天，请翻译为他写出繁体字，然后才肯落笔签名，“简化字不好！”
他又不时翻看我们带来的杂志，那期封面是“山西王阎锡山”，他看着那个微笑的老头儿，找了个机会用不太标准的中文重填句子：“东京王石原慎太郎”！也笑。
采访结束时，他“警告”我：你要是把我写坏了，我可是要扔炸弹的！记者又提起《中国可以说不》以及《中国还是能说不》里对他的攻击，他手臂一挥：“你应该把他们带来！”
人物周刊：你一直被相当多的人看作反华人士，甚至有中国媒体称你是“头号反华分子”，是这样吗？
石原慎太郎：我当然是站在贡产主义对立面上的。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但是不喜欢中国的贡产主义。我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成熟度越来越高，可能有更多的人会对贡产主义有不同的看法。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反共不反华。
石原慎太郎：对。我不反对这个国家，但是只要共产党支配这个国家，那么他对日本就是一个威胁。
人物周刊：你至少在1995年和2002年两次预言中国将会崩溃，现在看来，是不是有点把中国问题简单化了？
石 原慎太郎：这个预言是有点偏差了，没有预测对。我当时这个预测主要是从经济上，我和英国一个经济学家对此进行 过探讨，为什么预测中国经济会崩溃？是看到中国的金融市场很不稳定，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不乐观，大量资金无法回流。可是后来一看，很多政府官员都成了国 企的董事长，而且很快完成了转制和民有化，从结果看我们的预测确实有偏差。
人物周刊：这种预言的失误是否也和对中国的偏见有关？
石原慎太郎：不是偏见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按照一般的经济常识来预测中国的，因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党制的国家，很多政策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成功，对于这种成功我们很惊讶，但也稍微有些戒备。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对日本意味着什么？
石 原慎太郎：中国确实经济发展很快，而且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一定程度上，人口就是力量。当然人口多有时 候会带来一定困难，可是达到某个水准后，对国家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当然推动经济进步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新的技术，从这方面说中国对技术的评价有 一些问题，比如版权问题，盗版比较多，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些行为对被盗版的国家来说是危险的。
人物周刊：2008年，你出席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印象如何？之前你到过中国吗？那次北京之行是否改变了一些你对中国的印象？
石 原慎太郎：大约15年前去过上海，那时候的印象就是人很多，而且当时上海比较乱，路比较窄，也有很多垃圾，不 像日本人会把自己家门口都弄干净了。而且人也不排队。可是这些人到了日本来，也会排队，所以社会成熟富裕后，人的教养也会提高。这也是我2008年在北京 的体验，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大提高。前几天看了日本的电视节目，拍的是中国北京798的一些艺术家，看了很有共鸣--这些艺术家也是对这个社会有自己的 看法，这就让我想起了年轻的时候，也是对传统的道德等等很有逆反的心理，对社会也是批判的姿态，所以年轻人总是进步性的力量，可以带动社会和文化前进，我 对此很感兴趣。
人物周刊：你也看到了中国社会内部是多元的，那么日本的一些右翼是不是应该改变“中国社会是铁板一块”的看法？
石原慎太郎：确实是。人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个性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不喜欢一个独裁的国家，也不喜欢战争时的日本。
人物周刊：我读了你20年前写的《一个可以说不的日本》，你对美国批判得也很厉害，外界评论说你反美又反华，这两者区别何在？民族主义是不是转嫁国内矛盾的有效手段呢？
石原慎太郎：不是反美，是厌美，也不是反中，是厌中。美国和中国相同之处在用强压的手段对付别人，总之强权是我 不喜欢的。日本现在还是处在美国的统治之下，美国声称用核保护伞保护日本，可是对日本来说，周围的中国、朝鲜、俄罗斯这3个国家都有核武器，唯独日本没 有，美国如何保护日本？日本最终得不到美国保护，在世界上也没有发言权。可能我说得比较过激，日本也许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核抑制力，来在世界上发言。
尖阁列岛（日本国内对“钩鱼岛”的称呼）问题，可能会成为中美日三方的敏感问题，中国5次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这 对日本是一种侮辱。日本也有过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涨的时期，那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俄战争胜利之后，结果后来一步步走向了战争。当然中国和那时的日本情况 不一样，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年轻人民族情绪高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很困难，又要调动这方面的情绪，又要施以控制，以免造成危险。我是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个 问题的，中国政府现在可能比较头疼。
人物周刊：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也出版过一本《中国可以说不》，其中一个作者后来还到日本和你辩论？
石原慎太郎：好像是有过。（不愿再谈）
人物周刊：你曾自称为存在主义者，反对贡产主义对个人人性的扼杀，但同时你又撰写电影剧本，称颂为国牺牲的“神风精神”，这难道不矛盾吗？
石原慎太郎：我既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对于那些和我同龄的、为了国家献出生命的年轻人，我当然要表示我的敬意。我赞同他们的选择，我的自我里有国家，而国家里有自我，这并不矛盾。
人物周刊：你在自传《国家的幻影》里说，“到了今天，所谓的爱国或者忧国的思想表达，及为此而自我牺牲，必将更被认为是滑稽而受到排斥的。”你觉得今日日本在这方面是在退步吗？你是否为此感到失望？
石原慎太郎：我认为自我牺牲是一个男人最大的美德，如果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就没有男人的魅力。自存主义并不是 个人主义，而是黑格尔主张的自我存在主义，我对他的理念和哲学是比较赞同的。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就会出现这样主张的人，刚刚说的中国的艺术家，他们也可以 说是这样的人物。
人物周刊：你是作家出身，1966年受《读卖新闻》之邀访问了处在战争中的南越，这成为你后来从政的转折点，现在回看，你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吗？你觉得以一己之力给日本带来了什么改变？
石原慎太郎：如果不正确，我还有什么活的价值呢？（笑）我虽然在自民党时期没有太多政绩，但是在东京都时期还是 很有干劲的。东京都的职员都非常优秀，我认为东京都知事可能比日本首相更有干头，因为有的首相一年都干不满就要辞职。东京都的预算和加拿大一个国家的预算 是差不多的，中央政府的动作太迟缓，而我希望在东京都更快地振兴中小企业，要以东京都和中国建立交流项目。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要从东京都出发去改造整个日本。
石原慎太郎：正在改造。最起码辐射到了东京都周边的3个县：琦玉县（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千叶县、神奈川县，他们正在参与东京都的改革。不过日本的官僚都很自负，东京都的成功经验他们也不效仿。
人物周刊：很多中国人认为你在东京都人气非常高，是因为你对中国强硬，他们误解你了吗？
石原慎太郎：可能是吧。我是不喜欢中国的共产主义，但是喜欢中国的文化。我尤其喜欢中国的两个人物，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笑）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日本“失去的20年”？假如你是日本首相，要着手做哪3件事？
石原慎太郎：我首先可能效仿中国政府，要让国会3年不动，还要在经济上搞军队式的强硬改革。最重要的是税制，消 费税不改不行，对富裕阶层要大量征消费税，但对于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不应该加税，比如大米就不该征消费税，但便利店里的饭团就可以加上消费税。近些年日本人 对金钱的欲望越来越强，对交税纳税都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可是如果不把消费税问题解决了，日本经济好不了。
人物周刊：你在日本一直是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的。难怪有人从学术上分析说，很多改革者都推崇强力，带着点法西斯色彩。
石原慎太郎：学术上很多东西都是不正确的！改革和政治都是需要强力的，改革和一些具体的政策当然有很多界限，但 是也必须要追求合理的效率。像邓小平，他虽然是贡产主义者，但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了对效率的追求，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我对邓小平这个人物还是很尊崇的， 比如他在一些关键时刻的决断。
人物周刊：有媒体报道说你认同“日本民族优秀”之说，请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日本民族优秀在何处？
石原慎太郎：优秀是相对于谁来说呢？
人物周刊：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石原慎太郎：日本有优秀的地方，也有落后的地方。比如优秀之处，当然不止是日本，也包括中国韩国，好像使用汉字 的国家，文化都很发达。日本用从中国引入的汉字，创造了简短的和歌，也写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国也有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不过现在是 不是写的人很少了？我自己也写诗。日本另一个优点是细致，所以日本的电子技术比较发达。
我对海洋非常感兴趣，也是日本帆船协会的会长，经 常出海，常常感到日本是一个岛国，自古就大量吸收外国的文化， 比如向中国派遣唐使--中日两国的交流也有过很大的牺牲，鉴真和尚6次东渡日本，在奈良建成唐招提寺；而日本的留学僧阿倍仲麻吕，和李白杜甫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最后死在中国，杜甫还作诗追悼他。虽然日本比较注重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可缺点是面对外部压力时表现懦弱，没有自己的主张，声音发不出来。
人物周刊：我知道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有一种戒惧的心理，但是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对日本也有一种担心：军国主义的复活。现在的日本，全体国民被动员起来去做一件事情，就像二战一样，这样的事情还可能发生吗？
石原慎太郎：可能性是没有的。日本已经堕落为个人主义之国，（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连带感已经消失了。这当然是由于美国的统治和奴化，像这样情形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只有日本这样一个。
人物周刊：你从《太阳的季节》时候就试图表现一种男性的气概，你也曾表示过战后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是最女性化的时代，可是你不觉得，一个和平、礼貌、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日本，才是人们喜欢日本的原因吗？
石原慎太郎：日本现在就像一只被阉割掉的狗，对谁都无害。
人物周刊：可是外界对日本还有个判断，日本社会这些年是在往右转，这是不是在往男性化转变了？
石原慎太郎：你看奥运会的结果，这样的国家不会出优秀的选手。如果一个运动员对国家没有概念，对国家没有感情，他跑得也不会很快。
人物周刊：你给人的印象是说话口无遮拦，有人说这是你作为文人缺乏理性、感性充盈的结果？你不怕误会和误解吗？
石原慎太郎：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误解误会我都不在乎，所以我才是存在主义者啊。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伟大政治家和普通的政客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石原慎太郎：（起初不解，听完对“政治家”和“政客”在中国语境里的解释后说）那日本都是政客。
人物周刊：包括你吗？
石原慎太郎：我当然有我自己的主张和理念，所以对自民党失望后，我就出来了。不过像我这样的政客，在中国大概就被肃清了吧。（笑）
人物周刊：我的感觉，日本爱国主义在战后体制下被挤压变形。
石原慎太郎：日本没有爱国主义，也没有民族主义，二战前被天皇和军方鼓动起来的爱国主义，在战败后就结束了。现在日本缺的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人物周刊：难道日本的右翼不存在吗？
石原慎太郎：日本根本不存在右翼了。
人物周刊：你也不是右翼？
石原慎太郎：在街头跑着宣传的都是暴力集团。二战前当然是有右翼的。我喜欢三岛由纪夫的一句话：没有健全的恐怖主义的国家，也不会有健全的民族主义。
人物周刊：你认为日本在国际社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石 原慎太郎：日本首先应该对国际社会有一种表示，比如刚才说的拥有核武器，如果日本真要做，可能用不了3年，就 会造出来，包括宇宙飞船，日本有这个技术。现在，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没有发言权，也不想发言，如果这样下去，会被历史吞没的。现在的历史正在进入一种报复的 循环，白人世界已经激怒了伊斯兰世界，这样下去会形成一种新的混乱。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美国的摩擦也会增加，日本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日本的政 治家都不考虑这些问题，当然我在考虑，可是我上了年纪了，没有用了。
（感谢日本财团胡一平女士的大力协助）
石原慎太郎的批判：正常还是病态？
在日后访谈中回想起这段过程，他表示，此时对于日本国家前途的忧心，即是担忧日本将步越南后尘沦为贡产主义国家。显然在步入政坛之前，石原认同自民党、 憎恶左派的立场已再确定不过。
1955 年到1970年自民党掌权期间，日本国内政治的对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风起云涌。国内左右两派势力围绕 美国强加的“民主-和平”体制持续角力。右派主张“修宪-重新武装”， 认为宪法中的和平条款致使日本国家主权跛脚，需要修宪以确立日美平等的“伙伴关系”。在左派观点中，“护宪-和平主义”才是冷战结构下日本的处世之道，他 们既批判美国势力在东亚的扩张，也希望维护和平宪法，唯恐再次卷入战争。1960年岸信介内阁强行修改美日安保条约并续约，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抗争。日本国 民不但害怕战争，也需要和平民主体制与国家主权的统一。在这样的矛盾中，日本国内反美反战情绪高涨。
从一开始，石原慎太郎就清楚地认同自 民党续约的选择，但反对国会不顾民意强行通过的做法。他撰文反对群众因盲目 反美而疯狂反对安保续约，奚落进步知识分子的愚蠢。在他看来，“他们的愚蠢是对日本强制以叫做民主主义的绝对方针统治过的美国，在下意识的屈从与意识上的 反弹，而对当时对立的另一个意识形态所统治的社会主义体制产生了无谓的幻觉之故吧。”越南的经历让他联想到日本“或有自由主义体制被侵蚀而崩溃的日子来 临。”他在自传中回忆起从政念头的萌发，“为了防止这一事态的发生，我是不是应该自行展开行动。”
1968年，即石原从越南归国后的次 年，在自民党的支持和巨星胞弟的力挺下，石原慎太郎以创纪录的300多万票 当选日本参议员。4年后，他又竞选众议员，同样顺利当选，就此连任8次。历任日本内阁环境大臣、运输大臣，1999年当选东京都知事（东京市长）后连任3 届至今。仅从媒体报道的关于石原慎太郎的只言片语中，似乎很难把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煽动滋事者与他一帆风顺的政治生涯联系起来。事实上，这位挑衅者一开始 就在政治谱系上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与那些只会叫嚣的政治混混不同，石原慎太郎从踏入政坛的那一刻开始就有自己清晰的政治主张。竞选参议员 时，石原 慎太郎以“在体制内革命”为竞选口号。对现存体制的反抗甚至革命也确实贯穿着他的政治生涯。在当初左右两派激辩日本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时，他把主张开发原 子能源作为重要竞选政见。至于开发原子能源后是否要发展核武，可交由全民公投决定。在他看来，为了抗衡美苏的恫吓，这一做法是以“和平”为目标的选择。这 就是石原慎太郎，他总是能在个人与国家、和平与武力之间自圆其说。对他而言，政治与文学都要依靠言语来表达。
狠人说猛话，成了石原的个人形象。在2000年对日本自卫队的讲话中，他告诉自卫队在9月将举行一场大型应急演 练以应对自然灾难（如大地震）。他警告自卫队要防止“三国人”在自然灾害后发生暴乱，他抱怨，“三国人一再地犯下残暴的罪行。”他的评论是事先准备好的， 而不是即兴演讲。他所用的煽动性词语“三国人”复燃了日本用了半世纪试图摆脱的仇外图景。三国人，字面意思是“来自第三个国家的人”，这是日本对在二战前 或二战时从台湾、朝鲜来到日本而在战后被驱逐的劳动者的蔑称。石原用这个词的危害是难以想象的。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在日本的 朝鲜人被指控在井水中投毒、纵火抢劫商店和住宅。随着这些谣言的传播，成千上万的朝鲜人被围捕并被日本的暴徒杀害。
擅长挥舞“修辞之剑” 的石原慎太郎因其极端的反美反华行为和言论而臭名昭著，而真正惊人的是，石原可能是这个国 家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在极具挑衅意味的“三国人”言论事件中，东京政府称收到6085封电子邮件、传真或信件对石原的评论作出回应。超过70%的人支持这 位知事。之后，日本最大的日报《读卖新闻》发表社论支持石原。“在日本，我们有两个英雄，”东京郊区市川市的一位立法委员说，“一个是东京巨人棒球队的经 理长岛茂雄，另一个就是石原。”他任职东京都知事时，日本经济刚刚经历了10年的衰落期。他把炮火对准大银行、大政府、大公司，他让民众相信他愿意改革， 并且愿意为此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如何，作为一名政客，他有能力巧妙地融入公众，敏锐地察觉民意。
虽然行事粗暴，但事实证明，石原一直是一个务实且兼具创造力的知事。石原不像其他民粹主义者那样行事，他有自己规划好的议程。他聪明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右翼政治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人口。为了增加税收，他宣布了在东京海滨区建立赌场的计划，即使赌博在日本是非法 的。为了改善空气质量，他提议禁止柴油车在东京的道路上通行。他一度把目标对准东京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膨胀，呼吁大幅缩减公共住房和公共工程项目，计划削减 接近三分之一的城市预算和政府工资。他希望东京卖掉一部分财产，甚至提议政府出租知事的官邸。
石原最巧妙的举措是2000年对财政部的一 次攻击。国家税法规定允许地方政府征收一定的税款。石原慎太郎利用这 一规定，对在东京经营的大型银行的利润征税3%。这项税收的预期收益预计为一年10亿美元，将用来消除东京的财政赤字。此时的日本民众被国家经济恶化所 累，而大型银行却依旧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典型的石原：利用民众对银行的不满而发起攻击。“这种论调是他擅长的，”他的儿子和政治知己、国会参议员石原伸 晃说。石原慎太郎的激进计划让市民也意识到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如果他的改革成功，他可以通过把权威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家庭、城市、乡镇来彻底改变国家的运 作机制。甚至有呼声希望他成为首相。如果他能治理好东京，为什么不能治理好整个日本呢？
但石原慎太郎一类的民粹主义者不可能在日本议会体 系中被选为首相。石原自己也承认，在过去绝大部分时间里，日本 议会由一向谨慎的自民党控制。在这里，枯燥乏味的政客从底层按部就班地升职，他们不会有太多超出想象的作为。而在地方一级，领导人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在 石原慎太郎之前，喜剧演员、明星、名人一直是选民们青睐的领导候选人。石原慎太郎似乎掌握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作为一个外部的煽动者可以轻易地指摘内部问题 而赢得民心，但他的暴烈个性和刻薄言辞并没有把他送上更高的政治舞台。即便如此，他操心的也不仅仅是东京的问题。他喜欢的问题包括日本的外交政策和日本的 世界地位，但是知事一职让他除了偶尔对中国和美国问题信口开河外没有其他机会。
“爱国主义者”——反中与反美的背后
从1989年至1995年，石原慎太郎陆续出版了4本政治评论集《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是说“不”》、《日本坚决说“不”》、《日本经济可以说“不”》。这一系列作品都在发出一个声音：日本要在外交上摆脱对美国的服从和谄媚，勇敢地对美国的不合理要求说不。
他也是一个繁忙的外交官。他参加过蒋介石的葬礼，与李登辉交情不错，邀请达赖喇嘛参观他的办公室。同时，他还是 一个行动主义者。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直都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而石原曾在《产经新闻》上发表给天皇的公开信中说：“我每年在8月15日那天参拜靖国 神社，我热切地希望在日本战败60周年的8月15日，天皇陛下参拜靖国神社。”
在中日更为敏感的钓鱼岛问题上，他也动作频频。1978年，石原慎太郎与青岚会成员发起了日本方面的首次“保钓”，募集十几位大学生到钓鱼岛的东南方盖了一座灯塔。2005年5月中国反日情绪高涨之时，石原与民主党议员枝野幸男共同要求日本政府派驻自卫队到钓鱼 台维护主权，并且在5月25日带着国旗驾船登上具有战略价值的“冲之鸟礁”，在岛上挥舞国旗、亲吻土地。此外的更多时候，他为媒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话题。他 在《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中声称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数字被夸大；在《泰晤士报》的专访中呼吁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理由是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时日 本队被中国球迷攻击。
昔日的文人“太阳王”只是借着隐喻间接地批判现实，而作为政治家的石原慎太郎则发出了更为清晰的呼声：日本需要 独立需要自信，日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1980年代末，《日本可以说“不”》在日本大卖两百万册，甚至在华盛顿也激起震动。他在书中声称日本在世界上拥 有技术优势，如果缺少了日本的半导体，美国人的原子弹不可能直线飞行。石原认为日本必须利用这一技术优势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日本不再需要顺从地跟在 美国之后。
缺少战争伤痛体验的石原慎太郎无法忍受日本在美国身后亦步亦趋。战后大多数的日本思想家无法摆脱战争的罪恶和对 美国帮助重建日本的感激之情，他们基本上倾向于谨慎、间接地书写与美国的关系。他把这种谨小慎微称为日本应该抛弃的奴性。当被问及日本为什么要对美国贸易 做出让步时，他说，“这是因为我们战后受到冷落的心态没有改变。因为官僚和政治家认为，美国为战后日本复苏所做的太多，日本欠了感情债，他们甚至在美国人 做出不合理举动的时候也默许了。”他指责二战后不良的教育让日本失去了应有的自负。在他看来，人格化的国家需要有一个自我的意见，只有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意 见才会有国家的尊严，才会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福泽谕吉为了表明明治时代人们的勇气曾说的：‘无独立之心者，思国岂能深切。立国非公，是私也。’这句雄 浑的话，我们应该再为自己把它取回。”这是石原慎太郎立下的决心。
面对美国舆论给他贴上的“民族主义”标签，他以“这是美国人的傲慢”回 应。“他们认为或者他们希望日本的人民没 有自己制定全球理想的能力。”面对媒体，他谨慎地以“独特性”来诠释自己对于日本的自信与热爱，他也称日本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在他看来，日本这个黄色 种族建立了近代唯一的军事产业国家。在欧洲近代史中，日本作为唯一的异端者存在，使欧洲势力衰退，终结了过去大约300年间称霸世界的欧洲文明。他相信正 是这样的结果，让白人一直排拒日本。
石原慎太郎理念中的反美与反华总是互相交错，有时甚至是互相遮蔽的。他相信日本首先是一个受害者， “一般而言， 美国人并不知道原子弹炸死多少人，也不晓得死于核战后遗症的人有多少。”在他看来，美国投下的原子弹和中日战争中的手枪机枪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不是一回 事。”他还一再对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作出解释。他一方面对中国声称自己并不是否认屠杀，只是认为30万人死难者的数字完全是虚构；另一方面他又提醒美国日本 在战争中牺牲了更多生命。
在这种自卫论的逻辑里，处于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中的国家只有在抢夺殖民地和成为殖民地之间抉择，日本选择侵略他国 似乎是避免成为殖民地的无奈之举。这不仅是石原慎太郎的诡辩，更是日本右翼谈及二战的经典论法。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几度希望融入西方却始终无法成为“正 常国家”，而后，亚洲的邻国也已告别东亚病夫的姿态，以蓄势待发之姿与日本竞逐亚太地区的领导权。因此，在石原看来，同时挑战西方和中国才能让日本在世界 版图中重新定位自我。
随着冷战的瓦解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共产世界与自由世界的二元法顿时失去意义，石原慎太郎的反华目标也从反共转为 宣言中国威胁论。在1995年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合著的《亚洲的声音》一书中，他预言中国将由集权国家分散为多族共和。他曾经多次指控中国军事扩张。 2000年8月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问时称“中国是最大的威胁” ；2001年9月访问美国时，指责中国企图在亚洲建立“扩张帝国”，支配整个亚洲地区；2005年11月再访华盛顿，石原在演说中表示“美中若开战，美国 必败”，因为“战争归根究底即是生命的消耗，但中国没有尊重生命的价值观，而有着公民社会的美国则仍仰赖公民决定，因此一但进入消耗战，必定不敌中国。” 因此石原主张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经济封锁，以遏止其军事扩张。最后石原还强调中国可能发动核战：“美中之间若有纷争，中国势必想除掉最碍眼的美日安保体 制，到时候中国的核子弹不是落在琉球，就是对准东京吧！”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石原对美国的挑衅态度逐渐修正为强调日美同盟关系，要求共同防堵中国崛 起。
石原慎太郎总是这样紧随着时代的变化，抓住一切机会和话题为他的国家发出声音。但他一再坚称，“我不排外，我只是爱国。”
即 使宏大的历史背景可以为理解石原慎太郎的激进行为提供一些线索，却无法武断地推论这些是时代推到他面前的“非 如此不可”的选择。他以文学家的修辞弥补一切缝隙，可以一面反对贡产主义对个人的管制，一面为军国主义的神风敢死队讴歌。从其所谓的存在主义出发，石原将 “国家” 与 “自我”关键性地合一。很难分清这究竟是他高深的境界还是又一套诡辩之词。
在1999年8月与漫画家小林善纪的对谈中，石原描述了个人“情感生活” 成形的时刻，那是在他的青少年时代：
日 落时分，我和同学们及一群后备队员在跑道旁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架战斗机飞了过来，紧急著陆，我们都冲到飞 机旁帮助受伤的飞行员下飞机。我曾多次回想起那一天，当时我并不觉得伤心。那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我等待着，心理深刻地感觉到我和国家在一起，就是现在， 我仍然觉得如果我死了，国家就会消亡，好像日本就在我体内一样，我们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无人怀疑石原慎太郎对日本的热爱，争议在于这种热爱是偏向正常与病态的哪一极。
毫无疑问，中国媒体经常给石原贴的这些标签，无一是正面的。
给人贴标签，有表述上的便利，也有简化问题的缺陷。事实上，贴标签已经是作出了评判，--但在作出评判之前，对 所评判之人和事应有充分、真实与客观的了解，应是公认的正确态度。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媒体对于石原氏，尚无任何有深度的访谈与报道，虽然对石原慎太 郎这个名字念兹在兹进而批判之，但多是对其只言片语的应激式反应，而没建立在对其人其言其行的全面系统了解之上。
真实的石原慎太郎远非几 个标签可以描述。他是政客，也是作家、导演、航海探险家；他既反中，也反美，他是国际上 的麻烦制造者，更是日本国内的麻烦制造者；他强调日本的优越，也主张日本与亚洲共存；他讴歌神风队员，质疑南京大屠杀数字，参拜靖国神社，却也厌恶战时日 本；他反对当下体制的中国，却喜爱历史文化的中国；他是煽动家，经常刺激公众的神经，不遗余力地批判日本的种种弊端，却又是日本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
这些貌似庞杂混乱的信息背后，石原慎太郎有着怎样的逻辑？
抛开成见与刻板印象，撇开石原慎太郎是敌人，先看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先做了解再作评判，即便是“敌人”，也许也有忠言，本刊报道一位“反华分子”，道理其实很简单：了解我们的对手，是为了更好地应对他。
石原慎太郎：日本早就没有右翼了
即使是在高楼林立的西新宿，东京都厅（市政府）所在的“双子之塔”也显得鹤立鸡群。243米的高度令它本身也成 了景点，45层的南北两个展望室免费向公众开放，人们在这里可以花300日元打印一份自己生日当天的《读卖新闻》头版，再端上一杯咖啡，俯瞰关东平原，天 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西南方向的富士山。
在展望室下面，大约17万职员支撑起了这个GDP相当于澳大利亚的巨型都市的政府运作，78岁的石原慎太郎自1999年起就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并两次连任至今。而在中国，这位东京都知事（市长）更出名的标签是“头号反华分子”、“右翼政客”以及“军国主义分子”。
9月16日下午，“双子之塔”7层的一间会客室，传说中的石原慎太郎走了进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大，你可以说他没有表情，也可以说他挂着礼节性的浅笑，脸颊上的老年斑清晰可见。“你有些问题比较尖锐，我的回答可能也就比较尖锐。”这是他的开场白。
采 访开始还不到10分钟，他就一把扯掉了领带，扔在右边的桌上，“我讨厌系领带！”半个小时后，他又脱去了西装 上衣，翘起了二郎腿。他主动提起了钓鱼岛问题、西藏问题，批评美国和批评中国一样毫不留情，然而他对日本的用词却是最狠的，如果单看他的某几句话，恐怕有 人会以为他不但“反华”“反美”，还“反日”。
他也一再声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采访中曾起身进屋拿来一本书送给记者，是台湾出版的中文版《我不结婚》--这是他70岁时写的小说，主人公是24岁的青年。他对照记者的名片看了半天，请翻译为他写出繁体字，然后才肯落笔签名，“简化字不好！”
他又不时翻看我们带来的杂志，那期封面是“山西王阎锡山”，他看着那个微笑的老头儿，找了个机会用不太标准的中文重填句子：“东京王石原慎太郎”！也笑。
采访结束时，他“警告”我：你要是把我写坏了，我可是要扔炸弹的！记者又提起《中国可以说不》以及《中国还是能说不》里对他的攻击，他手臂一挥：“你应该把他们带来！”
人物周刊：你一直被相当多的人看作反华人士，甚至有中国媒体称你是“头号反华分子”，是这样吗？
石原慎太郎：我当然是站在贡产主义对立面上的。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但是不喜欢中国的贡产主义。我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成熟度越来越高，可能有更多的人会对贡产主义有不同的看法。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反共不反华。
石原慎太郎：对。我不反对这个国家，但是只要共产党支配这个国家，那么他对日本就是一个威胁。
人物周刊：你至少在1995年和2002年两次预言中国将会崩溃，现在看来，是不是有点把中国问题简单化了？
石 原慎太郎：这个预言是有点偏差了，没有预测对。我当时这个预测主要是从经济上，我和英国一个经济学家对此进行 过探讨，为什么预测中国经济会崩溃？是看到中国的金融市场很不稳定，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不乐观，大量资金无法回流。可是后来一看，很多政府官员都成了国 企的董事长，而且很快完成了转制和民有化，从结果看我们的预测确实有偏差。
人物周刊：这种预言的失误是否也和对中国的偏见有关？
石原慎太郎：不是偏见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按照一般的经济常识来预测中国的，因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党制的国家，很多政策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成功，对于这种成功我们很惊讶，但也稍微有些戒备。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对日本意味着什么？
石 原慎太郎：中国确实经济发展很快，而且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一定程度上，人口就是力量。当然人口多有时 候会带来一定困难，可是达到某个水准后，对国家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当然推动经济进步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新的技术，从这方面说中国对技术的评价有 一些问题，比如版权问题，盗版比较多，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些行为对被盗版的国家来说是危险的。
人物周刊：2008年，你出席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印象如何？之前你到过中国吗？那次北京之行是否改变了一些你对中国的印象？
石 原慎太郎：大约15年前去过上海，那时候的印象就是人很多，而且当时上海比较乱，路比较窄，也有很多垃圾，不 像日本人会把自己家门口都弄干净了。而且人也不排队。可是这些人到了日本来，也会排队，所以社会成熟富裕后，人的教养也会提高。这也是我2008年在北京 的体验，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大提高。前几天看了日本的电视节目，拍的是中国北京798的一些艺术家，看了很有共鸣--这些艺术家也是对这个社会有自己的 看法，这就让我想起了年轻的时候，也是对传统的道德等等很有逆反的心理，对社会也是批判的姿态，所以年轻人总是进步性的力量，可以带动社会和文化前进，我 对此很感兴趣。
人物周刊：你也看到了中国社会内部是多元的，那么日本的一些右翼是不是应该改变“中国社会是铁板一块”的看法？
石原慎太郎：确实是。人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个性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不喜欢一个独裁的国家，也不喜欢战争时的日本。
人物周刊：我读了你20年前写的《一个可以说不的日本》，你对美国批判得也很厉害，外界评论说你反美又反华，这两者区别何在？民族主义是不是转嫁国内矛盾的有效手段呢？
石原慎太郎：不是反美，是厌美，也不是反中，是厌中。美国和中国相同之处在用强压的手段对付别人，总之强权是我 不喜欢的。日本现在还是处在美国的统治之下，美国声称用核保护伞保护日本，可是对日本来说，周围的中国、朝鲜、俄罗斯这3个国家都有核武器，唯独日本没 有，美国如何保护日本？日本最终得不到美国保护，在世界上也没有发言权。可能我说得比较过激，日本也许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核抑制力，来在世界上发言。
尖阁列岛（日本国内对“钩鱼岛”的称呼）问题，可能会成为中美日三方的敏感问题，中国5次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这 对日本是一种侮辱。日本也有过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涨的时期，那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俄战争胜利之后，结果后来一步步走向了战争。当然中国和那时的日本情况 不一样，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年轻人民族情绪高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很困难，又要调动这方面的情绪，又要施以控制，以免造成危险。我是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个 问题的，中国政府现在可能比较头疼。
人物周刊：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也出版过一本《中国可以说不》，其中一个作者后来还到日本和你辩论？
石原慎太郎：好像是有过。（不愿再谈）
人物周刊：你曾自称为存在主义者，反对贡产主义对个人人性的扼杀，但同时你又撰写电影剧本，称颂为国牺牲的“神风精神”，这难道不矛盾吗？
石原慎太郎：我既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对于那些和我同龄的、为了国家献出生命的年轻人，我当然要表示我的敬意。我赞同他们的选择，我的自我里有国家，而国家里有自我，这并不矛盾。
人物周刊：你在自传《国家的幻影》里说，“到了今天，所谓的爱国或者忧国的思想表达，及为此而自我牺牲，必将更被认为是滑稽而受到排斥的。”你觉得今日日本在这方面是在退步吗？你是否为此感到失望？
石原慎太郎：我认为自我牺牲是一个男人最大的美德，如果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就没有男人的魅力。自存主义并不是 个人主义，而是黑格尔主张的自我存在主义，我对他的理念和哲学是比较赞同的。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就会出现这样主张的人，刚刚说的中国的艺术家，他们也可以 说是这样的人物。
人物周刊：你是作家出身，1966年受《读卖新闻》之邀访问了处在战争中的南越，这成为你后来从政的转折点，现在回看，你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吗？你觉得以一己之力给日本带来了什么改变？
石原慎太郎：如果不正确，我还有什么活的价值呢？（笑）我虽然在自民党时期没有太多政绩，但是在东京都时期还是 很有干劲的。东京都的职员都非常优秀，我认为东京都知事可能比日本首相更有干头，因为有的首相一年都干不满就要辞职。东京都的预算和加拿大一个国家的预算 是差不多的，中央政府的动作太迟缓，而我希望在东京都更快地振兴中小企业，要以东京都和中国建立交流项目。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要从东京都出发去改造整个日本。
石原慎太郎：正在改造。最起码辐射到了东京都周边的3个县：琦玉县（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千叶县、神奈川县，他们正在参与东京都的改革。不过日本的官僚都很自负，东京都的成功经验他们也不效仿。
人物周刊：很多中国人认为你在东京都人气非常高，是因为你对中国强硬，他们误解你了吗？
石原慎太郎：可能是吧。我是不喜欢中国的共产主义，但是喜欢中国的文化。我尤其喜欢中国的两个人物，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笑）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日本“失去的20年”？假如你是日本首相，要着手做哪3件事？
石原慎太郎：我首先可能效仿中国政府，要让国会3年不动，还要在经济上搞军队式的强硬改革。最重要的是税制，消 费税不改不行，对富裕阶层要大量征消费税，但对于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不应该加税，比如大米就不该征消费税，但便利店里的饭团就可以加上消费税。近些年日本人 对金钱的欲望越来越强，对交税纳税都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可是如果不把消费税问题解决了，日本经济好不了。
人物周刊：你在日本一直是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的。难怪有人从学术上分析说，很多改革者都推崇强力，带着点法西斯色彩。
石原慎太郎：学术上很多东西都是不正确的！改革和政治都是需要强力的，改革和一些具体的政策当然有很多界限，但 是也必须要追求合理的效率。像邓小平，他虽然是贡产主义者，但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了对效率的追求，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我对邓小平这个人物还是很尊崇的， 比如他在一些关键时刻的决断。
人物周刊：有媒体报道说你认同“日本民族优秀”之说，请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日本民族优秀在何处？
石原慎太郎：优秀是相对于谁来说呢？
人物周刊：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石原慎太郎：日本有优秀的地方，也有落后的地方。比如优秀之处，当然不止是日本，也包括中国韩国，好像使用汉字 的国家，文化都很发达。日本用从中国引入的汉字，创造了简短的和歌，也写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国也有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不过现在是 不是写的人很少了？我自己也写诗。日本另一个优点是细致，所以日本的电子技术比较发达。
我对海洋非常感兴趣，也是日本帆船协会的会长，经 常出海，常常感到日本是一个岛国，自古就大量吸收外国的文化， 比如向中国派遣唐使--中日两国的交流也有过很大的牺牲，鉴真和尚6次东渡日本，在奈良建成唐招提寺；而日本的留学僧阿倍仲麻吕，和李白杜甫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最后死在中国，杜甫还作诗追悼他。虽然日本比较注重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可缺点是面对外部压力时表现懦弱，没有自己的主张，声音发不出来。
人物周刊：我知道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有一种戒惧的心理，但是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对日本也有一种担心：军国主义的复活。现在的日本，全体国民被动员起来去做一件事情，就像二战一样，这样的事情还可能发生吗？
石原慎太郎：可能性是没有的。日本已经堕落为个人主义之国，（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连带感已经消失了。这当然是由于美国的统治和奴化，像这样情形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只有日本这样一个。
人物周刊：你从《太阳的季节》时候就试图表现一种男性的气概，你也曾表示过战后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是最女性化的时代，可是你不觉得，一个和平、礼貌、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日本，才是人们喜欢日本的原因吗？
石原慎太郎：日本现在就像一只被阉割掉的狗，对谁都无害。
人物周刊：可是外界对日本还有个判断，日本社会这些年是在往右转，这是不是在往男性化转变了？
石原慎太郎：你看奥运会的结果，这样的国家不会出优秀的选手。如果一个运动员对国家没有概念，对国家没有感情，他跑得也不会很快。
人物周刊：你给人的印象是说话口无遮拦，有人说这是你作为文人缺乏理性、感性充盈的结果？你不怕误会和误解吗？
石原慎太郎：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误解误会我都不在乎，所以我才是存在主义者啊。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伟大政治家和普通的政客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石原慎太郎：（起初不解，听完对“政治家”和“政客”在中国语境里的解释后说）那日本都是政客。
人物周刊：包括你吗？
石原慎太郎：我当然有我自己的主张和理念，所以对自民党失望后，我就出来了。不过像我这样的政客，在中国大概就被肃清了吧。（笑）
人物周刊：我的感觉，日本爱国主义在战后体制下被挤压变形。
石原慎太郎：日本没有爱国主义，也没有民族主义，二战前被天皇和军方鼓动起来的爱国主义，在战败后就结束了。现在日本缺的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人物周刊：难道日本的右翼不存在吗？
石原慎太郎：日本根本不存在右翼了。
人物周刊：你也不是右翼？
石原慎太郎：在街头跑着宣传的都是暴力集团。二战前当然是有右翼的。我喜欢三岛由纪夫的一句话：没有健全的恐怖主义的国家，也不会有健全的民族主义。
人物周刊：你认为日本在国际社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石 原慎太郎：日本首先应该对国际社会有一种表示，比如刚才说的拥有核武器，如果日本真要做，可能用不了3年，就 会造出来，包括宇宙飞船，日本有这个技术。现在，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没有发言权，也不想发言，如果这样下去，会被历史吞没的。现在的历史正在进入一种报复的 循环，白人世界已经激怒了伊斯兰世界，这样下去会形成一种新的混乱。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美国的摩擦也会增加，日本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日本的政 治家都不考虑这些问题，当然我在考虑，可是我上了年纪了，没有用了。
（感谢日本财团胡一平女士的大力协助）
石原慎太郎的批判：正常还是病态？
在日后访谈中回想起这段过程，他表示，此时对于日本国家前途的忧心，即是担忧日本将步越南后尘沦为贡产主义国家。显然在步入政坛之前，石原认同自民党、 憎恶左派的立场已再确定不过。
1955 年到1970年自民党掌权期间，日本国内政治的对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风起云涌。国内左右两派势力围绕 美国强加的“民主-和平”体制持续角力。右派主张“修宪-重新武装”， 认为宪法中的和平条款致使日本国家主权跛脚，需要修宪以确立日美平等的“伙伴关系”。在左派观点中，“护宪-和平主义”才是冷战结构下日本的处世之道，他 们既批判美国势力在东亚的扩张，也希望维护和平宪法，唯恐再次卷入战争。1960年岸信介内阁强行修改美日安保条约并续约，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抗争。日本国 民不但害怕战争，也需要和平民主体制与国家主权的统一。在这样的矛盾中，日本国内反美反战情绪高涨。
从一开始，石原慎太郎就清楚地认同自 民党续约的选择，但反对国会不顾民意强行通过的做法。他撰文反对群众因盲目 反美而疯狂反对安保续约，奚落进步知识分子的愚蠢。在他看来，“他们的愚蠢是对日本强制以叫做民主主义的绝对方针统治过的美国，在下意识的屈从与意识上的 反弹，而对当时对立的另一个意识形态所统治的社会主义体制产生了无谓的幻觉之故吧。”越南的经历让他联想到日本“或有自由主义体制被侵蚀而崩溃的日子来 临。”他在自传中回忆起从政念头的萌发，“为了防止这一事态的发生，我是不是应该自行展开行动。”
1968年，即石原从越南归国后的次 年，在自民党的支持和巨星胞弟的力挺下，石原慎太郎以创纪录的300多万票 当选日本参议员。4年后，他又竞选众议员，同样顺利当选，就此连任8次。历任日本内阁环境大臣、运输大臣，1999年当选东京都知事（东京市长）后连任3 届至今。仅从媒体报道的关于石原慎太郎的只言片语中，似乎很难把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煽动滋事者与他一帆风顺的政治生涯联系起来。事实上，这位挑衅者一开始 就在政治谱系上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与那些只会叫嚣的政治混混不同，石原慎太郎从踏入政坛的那一刻开始就有自己清晰的政治主张。竞选参议员 时，石原 慎太郎以“在体制内革命”为竞选口号。对现存体制的反抗甚至革命也确实贯穿着他的政治生涯。在当初左右两派激辩日本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时，他把主张开发原 子能源作为重要竞选政见。至于开发原子能源后是否要发展核武，可交由全民公投决定。在他看来，为了抗衡美苏的恫吓，这一做法是以“和平”为目标的选择。这 就是石原慎太郎，他总是能在个人与国家、和平与武力之间自圆其说。对他而言，政治与文学都要依靠言语来表达。
狠人说猛话，成了石原的个人形象。在2000年对日本自卫队的讲话中，他告诉自卫队在9月将举行一场大型应急演 练以应对自然灾难（如大地震）。他警告自卫队要防止“三国人”在自然灾害后发生暴乱，他抱怨，“三国人一再地犯下残暴的罪行。”他的评论是事先准备好的， 而不是即兴演讲。他所用的煽动性词语“三国人”复燃了日本用了半世纪试图摆脱的仇外图景。三国人，字面意思是“来自第三个国家的人”，这是日本对在二战前 或二战时从台湾、朝鲜来到日本而在战后被驱逐的劳动者的蔑称。石原用这个词的危害是难以想象的。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在日本的 朝鲜人被指控在井水中投毒、纵火抢劫商店和住宅。随着这些谣言的传播，成千上万的朝鲜人被围捕并被日本的暴徒杀害。
擅长挥舞“修辞之剑” 的石原慎太郎因其极端的反美反华行为和言论而臭名昭著，而真正惊人的是，石原可能是这个国 家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在极具挑衅意味的“三国人”言论事件中，东京政府称收到6085封电子邮件、传真或信件对石原的评论作出回应。超过70%的人支持这 位知事。之后，日本最大的日报《读卖新闻》发表社论支持石原。“在日本，我们有两个英雄，”东京郊区市川市的一位立法委员说，“一个是东京巨人棒球队的经 理长岛茂雄，另一个就是石原。”他任职东京都知事时，日本经济刚刚经历了10年的衰落期。他把炮火对准大银行、大政府、大公司，他让民众相信他愿意改革， 并且愿意为此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如何，作为一名政客，他有能力巧妙地融入公众，敏锐地察觉民意。
虽然行事粗暴，但事实证明，石原一直是一个务实且兼具创造力的知事。石原不像其他民粹主义者那样行事，他有自己规划好的议程。他聪明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右翼政治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人口。为了增加税收，他宣布了在东京海滨区建立赌场的计划，即使赌博在日本是非法 的。为了改善空气质量，他提议禁止柴油车在东京的道路上通行。他一度把目标对准东京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膨胀，呼吁大幅缩减公共住房和公共工程项目，计划削减 接近三分之一的城市预算和政府工资。他希望东京卖掉一部分财产，甚至提议政府出租知事的官邸。
石原最巧妙的举措是2000年对财政部的一 次攻击。国家税法规定允许地方政府征收一定的税款。石原慎太郎利用这 一规定，对在东京经营的大型银行的利润征税3%。这项税收的预期收益预计为一年10亿美元，将用来消除东京的财政赤字。此时的日本民众被国家经济恶化所 累，而大型银行却依旧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典型的石原：利用民众对银行的不满而发起攻击。“这种论调是他擅长的，”他的儿子和政治知己、国会参议员石原伸 晃说。石原慎太郎的激进计划让市民也意识到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如果他的改革成功，他可以通过把权威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家庭、城市、乡镇来彻底改变国家的运 作机制。甚至有呼声希望他成为首相。如果他能治理好东京，为什么不能治理好整个日本呢？
但石原慎太郎一类的民粹主义者不可能在日本议会体 系中被选为首相。石原自己也承认，在过去绝大部分时间里，日本 议会由一向谨慎的自民党控制。在这里，枯燥乏味的政客从底层按部就班地升职，他们不会有太多超出想象的作为。而在地方一级，领导人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在 石原慎太郎之前，喜剧演员、明星、名人一直是选民们青睐的领导候选人。石原慎太郎似乎掌握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作为一个外部的煽动者可以轻易地指摘内部问题 而赢得民心，但他的暴烈个性和刻薄言辞并没有把他送上更高的政治舞台。即便如此，他操心的也不仅仅是东京的问题。他喜欢的问题包括日本的外交政策和日本的 世界地位，但是知事一职让他除了偶尔对中国和美国问题信口开河外没有其他机会。
“爱国主义者”——反中与反美的背后
从1989年至1995年，石原慎太郎陆续出版了4本政治评论集《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是说“不”》、《日本坚决说“不”》、《日本经济可以说“不”》。这一系列作品都在发出一个声音：日本要在外交上摆脱对美国的服从和谄媚，勇敢地对美国的不合理要求说不。
他也是一个繁忙的外交官。他参加过蒋介石的葬礼，与李登辉交情不错，邀请达赖喇嘛参观他的办公室。同时，他还是 一个行动主义者。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直都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而石原曾在《产经新闻》上发表给天皇的公开信中说：“我每年在8月15日那天参拜靖国 神社，我热切地希望在日本战败60周年的8月15日，天皇陛下参拜靖国神社。”
在中日更为敏感的钓鱼岛问题上，他也动作频频。1978年，石原慎太郎与青岚会成员发起了日本方面的首次“保钓”，募集十几位大学生到钓鱼岛的东南方盖了一座灯塔。2005年5月中国反日情绪高涨之时，石原与民主党议员枝野幸男共同要求日本政府派驻自卫队到钓鱼 台维护主权，并且在5月25日带着国旗驾船登上具有战略价值的“冲之鸟礁”，在岛上挥舞国旗、亲吻土地。此外的更多时候，他为媒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话题。他 在《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中声称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数字被夸大；在《泰晤士报》的专访中呼吁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理由是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时日 本队被中国球迷攻击。
昔日的文人“太阳王”只是借着隐喻间接地批判现实，而作为政治家的石原慎太郎则发出了更为清晰的呼声：日本需要 独立需要自信，日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1980年代末，《日本可以说“不”》在日本大卖两百万册，甚至在华盛顿也激起震动。他在书中声称日本在世界上拥 有技术优势，如果缺少了日本的半导体，美国人的原子弹不可能直线飞行。石原认为日本必须利用这一技术优势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日本不再需要顺从地跟在 美国之后。
缺少战争伤痛体验的石原慎太郎无法忍受日本在美国身后亦步亦趋。战后大多数的日本思想家无法摆脱战争的罪恶和对 美国帮助重建日本的感激之情，他们基本上倾向于谨慎、间接地书写与美国的关系。他把这种谨小慎微称为日本应该抛弃的奴性。当被问及日本为什么要对美国贸易 做出让步时，他说，“这是因为我们战后受到冷落的心态没有改变。因为官僚和政治家认为，美国为战后日本复苏所做的太多，日本欠了感情债，他们甚至在美国人 做出不合理举动的时候也默许了。”他指责二战后不良的教育让日本失去了应有的自负。在他看来，人格化的国家需要有一个自我的意见，只有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意 见才会有国家的尊严，才会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福泽谕吉为了表明明治时代人们的勇气曾说的：‘无独立之心者，思国岂能深切。立国非公，是私也。’这句雄 浑的话，我们应该再为自己把它取回。”这是石原慎太郎立下的决心。
面对美国舆论给他贴上的“民族主义”标签，他以“这是美国人的傲慢”回 应。“他们认为或者他们希望日本的人民没 有自己制定全球理想的能力。”面对媒体，他谨慎地以“独特性”来诠释自己对于日本的自信与热爱，他也称日本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在他看来，日本这个黄色 种族建立了近代唯一的军事产业国家。在欧洲近代史中，日本作为唯一的异端者存在，使欧洲势力衰退，终结了过去大约300年间称霸世界的欧洲文明。他相信正 是这样的结果，让白人一直排拒日本。
石原慎太郎理念中的反美与反华总是互相交错，有时甚至是互相遮蔽的。他相信日本首先是一个受害者， “一般而言， 美国人并不知道原子弹炸死多少人，也不晓得死于核战后遗症的人有多少。”在他看来，美国投下的原子弹和中日战争中的手枪机枪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不是一回 事。”他还一再对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作出解释。他一方面对中国声称自己并不是否认屠杀，只是认为30万人死难者的数字完全是虚构；另一方面他又提醒美国日本 在战争中牺牲了更多生命。
在这种自卫论的逻辑里，处于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中的国家只有在抢夺殖民地和成为殖民地之间抉择，日本选择侵略他国 似乎是避免成为殖民地的无奈之举。这不仅是石原慎太郎的诡辩，更是日本右翼谈及二战的经典论法。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几度希望融入西方却始终无法成为“正 常国家”，而后，亚洲的邻国也已告别东亚病夫的姿态，以蓄势待发之姿与日本竞逐亚太地区的领导权。因此，在石原看来，同时挑战西方和中国才能让日本在世界 版图中重新定位自我。
随着冷战的瓦解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共产世界与自由世界的二元法顿时失去意义，石原慎太郎的反华目标也从反共转为 宣言中国威胁论。在1995年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合著的《亚洲的声音》一书中，他预言中国将由集权国家分散为多族共和。他曾经多次指控中国军事扩张。 2000年8月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问时称“中国是最大的威胁” ；2001年9月访问美国时，指责中国企图在亚洲建立“扩张帝国”，支配整个亚洲地区；2005年11月再访华盛顿，石原在演说中表示“美中若开战，美国 必败”，因为“战争归根究底即是生命的消耗，但中国没有尊重生命的价值观，而有着公民社会的美国则仍仰赖公民决定，因此一但进入消耗战，必定不敌中国。” 因此石原主张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经济封锁，以遏止其军事扩张。最后石原还强调中国可能发动核战：“美中之间若有纷争，中国势必想除掉最碍眼的美日安保体 制，到时候中国的核子弹不是落在琉球，就是对准东京吧！”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石原对美国的挑衅态度逐渐修正为强调日美同盟关系，要求共同防堵中国崛 起。
石原慎太郎总是这样紧随着时代的变化，抓住一切机会和话题为他的国家发出声音。但他一再坚称，“我不排外，我只是爱国。”
即 使宏大的历史背景可以为理解石原慎太郎的激进行为提供一些线索，却无法武断地推论这些是时代推到他面前的“非 如此不可”的选择。他以文学家的修辞弥补一切缝隙，可以一面反对贡产主义对个人的管制，一面为军国主义的神风敢死队讴歌。从其所谓的存在主义出发，石原将 “国家” 与 “自我”关键性地合一。很难分清这究竟是他高深的境界还是又一套诡辩之词。
在1999年8月与漫画家小林善纪的对谈中，石原描述了个人“情感生活” 成形的时刻，那是在他的青少年时代：
日 落时分，我和同学们及一群后备队员在跑道旁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架战斗机飞了过来，紧急著陆，我们都冲到飞 机旁帮助受伤的飞行员下飞机。我曾多次回想起那一天，当时我并不觉得伤心。那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我等待着，心理深刻地感觉到我和国家在一起，就是现在， 我仍然觉得如果我死了，国家就会消亡，好像日本就在我体内一样，我们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无人怀疑石原慎太郎对日本的热爱，争议在于这种热爱是偏向正常与病态的哪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