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言材

我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并带有一个东跨院。院子里一色方砖漫地，幼儿园时的我，经常可以在院子里开心地骑着儿童用的三轮小车，小学三年级以后直到初中时期，我还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足见院子够大。

后来六十年代末，院子里一进大门的影壁和里外院之间垂花门的墙被街道居委会拆毁，在院子中间修了防空洞，地面上鼓起了一个大土包，我就再也不能骑车了。

  

我家这所宅院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我太祖父讳“联魁”，字慎斋（家父和叶嘉莹先生的曾祖父），出生于道光六年（1826），因他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清朝的“一品武官”很少），所以我家的院门是那种“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旁有“上马石”，门洞将近六尺深（王府为八尺深），左右各有一个石鼓型的“门墩儿”，鼓上各趴卧着石狮子，鼓身正面和侧面还雕有数头狮子，门的上方有四个突出的门当（也叫“门楣”），下方是足足有一尺来高并可以拆卸的门槛。朱红色的大门，高约两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两扇大门上各有一个金属门钹，上边有金属门环，叫门时用门环敲击门钹发出声响。据熟悉北京四合院的人称：按照清代的规制，这是一座仅次于王府规制的、专用的、典型的“二品武官院门”。但是，门口的石鼓石狮在文革初期，却被我和姐姐用铁锤捣坏了。

后因我的曾祖父考取了进士，于是门上就多挂了一块“进士第”的匾额。可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后来初中毕业16岁进工厂当学徒，跟一位对我家一带比较熟悉的老师傅聊天儿时，他问我家住哪里，听我说了以后，他说：你家原来可是不得了，门上挂着“太史第”的大牌匾，行人只能从前边经过，不能停留…… 我很吃惊，回到家里向父亲询问，家父才告诉我：不是“太史第”，是“进士第”。

门洞内侧也有近六尺深，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磨砖“影壁”（又称“照壁”），据我父亲的笔记描述：

影壁上嵌有病者赠送的“立起沈疴”等匾额，壁的中间竖有题写着“水心堂葉”的木刻，“葉”字为红色，先伯父说“‘水心堂’即为我家之堂号，‘水心’原为宋代学者叶适的别号，先伯父敬仰其人，故题‘水心堂葉’”。（按：此处为了能表现原貌，所以使用繁体“葉”字） 

壁前匾下放一大荷花缸，粉色荷花，绿色荷叶互相衬托着，夏季还养几尾红色小鱼，它既可以吃孑孓避免滋生蚊子，同时给人一种雅致脱俗之感，令人不禁想起“出淤泥而不染”之名句。

向左下三级台阶才能进入外院——一进院，外院是一溜五间南房和一间厕所。我父亲说：南房原为书房，可在内读书亦可接待男宾，所以这间厕所是“男厕”。

里外院之间有一堵两米多高的院墙，上白下黑，白墙上有用小瓦片组成的轱辘钱儿形的饰样，正中是一座“垂花门”，坐落在将近三平米见方的石台上，石台向内院延伸，四边由一尺宽的条石组成，中间由大方砖漫成，各有两级条石台阶，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听父亲说“可作为艺人表演曲艺之用的一个小戏台，台上北面为一木制屏门，绿色门扇上写有红色‘福'、‘寿'二字，此屏门只是当家中有红白大事时方才开启”。

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院子里曾经有过“垂花门”，而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关于“垂花门”的记忆。垂花门内是二进院，即中院，或称“正院”，北边是三间正房加左右两侧耳房和一间存储物品的库房，西厢房和东厢房各三间。无论是里院的北房、东西厢房，还是外院的南房，房基都比较高，进屋都必须上三级石台阶，而且台阶两侧都有条石坡道。为了便于流水与防潮，西厢房的背后、东厢房的南山墙与影壁之间都修建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宽的夹道。

北房中间堂屋后墙的上半截能够支撑起来，可以看到三进院的后花园。后院也有一个比较小的院门，直通长安街。整座院落的东北角除有一片空地可以种植一些作物外，还有一间厕所。也就是说，在整座院落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间厕所，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也是不多见的。

东跨院是车房、马厩和厨房，所以大门东侧的门是车马进出用的。1958年“大跃进”时被居委会改造成了“街道食堂”。

老宅的变迁（一）

1958年秋，我的“大爷爷”叶廷乂公（我祖父的哥哥）去世后，这样一座占地面积约2000平米的“察院胡同老宅”，陆续搬进来了一些家族以外的人。家父叶嘉谋当时是北京第35中学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原名“志成中学”，是1923年由李大钊等人创建的。因校领导对家父说：现在有不少教职员工没有地方住，你家有房，先帮学校解决一下困难吧。于是，家父就将后院的房子腾空，借给了同事们居住，因为上百年的老房经常被居住的人要求需要维护修缮，会需要不小的费用，领导就让他们给我家一些钱，不知怎的，到了1966年6月房管部门来人到我家，当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家，帮他一起丈量了所有房屋以后，他们说你告诉家长留下你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是“自住房”，其它的都由国家按“出租房”代管了……就这样，院子就被国家收了。

另外，1957年冬，因国家已经计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并没告知要建什么），我外祖父家的土地和房产被征用了，可是搬迁的住房还没有建好，外祖父一家人只好先搬到我家院子借住，搬进了里院的西房。1958年，开始了“三面红旗”运动。翌年，街道居委会要办公共食堂，并且3天之内就要开张。是以，做为人民教师的家父和家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仓促腾空院子里的东厢房和东跨院原来的车库——里面放满了书籍，只得将房中的书籍家具等物品处理掉。就这样，我父亲他们打开了多年前就已锁定的车库大门，街道居委会的公共食堂进驻了我家车库。当时我还很小，不太记得什么，后来才听说荣宝斋、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家中分别挑选，拉走了几车。前些年又听说，当年还有不少被清华大学拉走了。总之，说明以前家里所藏的图书物品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四根通体铁铸的“旗枪”，所谓“旗枪”就是八旗军军旗的旗杆，应该是各旗将士中最重要的指挥官才能拥有，后来为了锻炼身体，家父和我哥哥把它们用铁丝固定在了相近的两棵树上，做为单杠使用。家里还曾有过一把宝剑，护手（又称“吞口”）处是一个狮形兽头，剑锋似从狮口中吐出的舌头，约三尺长，当时我还小，觉得很重，需要双手才能相当吃力地举起。曾听老人们说清代佩剑的护手分为：一等龙头纹，二等狮头纹，三等虎头纹，四等狗头纹，等外为蝴蝶纹、无纹…… 我至今也不知真假，因为那把剑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了。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想学毛笔字（描红模字）和画徐悲鸿那样的马，所以毛笔用得很费，经常跑到西小院库房里去拿新的毛笔。库房里有很多东西，据说都是以前没被挑走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几盒“宫墨”，它们在木盒中一字排开，中间的那块最大，上有金色的龙纹图案，两侧的墨依次越来越小，再靠外的两块是红色的，据说是“朱砂墨”，而且这几盒墨和木盒的气味都很香。当年父母不让我用这些墨，我只好到外面去买，可是市场上卖的墨或者墨汁的气味都很臭，令人作呕，所以我就不学写字画画了。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浪费了不少好毛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