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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言材:我的前尘往事(4)我的父亲母亲
日期: 21年12月2期

叶言材

我只知道家父和家母是在上高中的时候相识的。但他们那时各自上的是不同的男校和女校,是如何认识的呢?从前应该是听他们讲起过,可是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十分可惜!唯一还记得的一点就是他们曾经一起演过话剧,可能我父亲是“导演”,我母亲是“女主角”。我父亲调到农大附中后,文革前还曾指导过学生们演出了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

他们的婚礼是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举行的,母亲一生的好闺蜜高英殿阿姨的评价是“很高雅!”高姨还写来微信说:“你母亲心直口快,我想念她,她虽然已去世多年,但她仍然活跃在我的心中,如果她仍在,我俩一定会同往‘来今雨轩’畅述心怀!”
说起“来今雨轩”, 我小的时候,母亲常带我到中山公园去骑转马、划船、看马戏团驯兽表演,每次必去吃“来今雨轩”的梅菜包子……

其实,姑母叶嘉莹先生当年订婚也是在“来今雨轩”。后来,我姐姐于1982年春结婚时也选择了这里。


     
家父叶嘉谋先生,出生于1926年6月5日,属虎。家父一代姐弟三人——即姑母叶嘉莹先生、家父、家叔叶嘉炽先生。中学上的是“志成中学”,大学毕业于中国大学(校址为原清代郑王府,今教育部所在地),因姑母南下结婚,家父接替姑母任教于志成中学,解放后改为“北京第35中学”,五十年代末调往“北京崇文师范学校”任教导主任,六十年代初被调往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任教务主任,是以文革初期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房产主”、“海外关系”等罪名,遭受关押、毒打与迫害。记得1966年初夏,整个社会已是风声鹤唳,家父已在学校开始挨批斗,晚上不敢回家,我便每天傍晚乘公共汽车到“西直门外大街”的公交车站等候他,待到天黑,再同他一起乘车到我家附近,我先进入从长安街通往察院胡同的一条近10米长且只能通过一个人的“小胡同”,探看我家院子周围没有人,向他发出信号,父亲才敢匆匆溜进家门。

同年11月,天已转冷,那时家父已被红卫兵关押在学校,通知我们必须给他送去棉被、棉袄、棉裤等等。母亲赶制了这些东西,并向街坊借了5元钱,给父亲买了一些香烟和生活用品,让我哥哥给送去,哥哥不愿意去,因为关押父亲的红卫兵都与他同龄,他不愿受他们的欺辱;姐姐也不去。于是我自告奋勇给父亲去送东西。那时我才10岁,背着巨大的行李,提着大号绿色帆布包,从我家附近“民族饭店站”乘7路公共汽车到“西外大街站”,换乘开往颐和园的郊区车到“北大南门站”,再换乘另一趟开往东北旺公社的公交车,在“北京农大站”下车后又走了几里路才到附中,跟校门口的红卫兵说明来意,他说了一声“原来是叶嘉谋的小狗崽子呀?!”便去叫人。一会儿,父亲出来了,他那时已被剃了光头,面色蜡黄,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父亲见到是我来送东西,眼泪夺眶而出……

1985年10月23日晚,我离开北京赴上海,25日飞日本。抵达日本以后,我便立刻给家里发出了报平安的家信,但此后的三个月一直都未接到父亲的回信,而是收到了嫂子来信。我觉得非常奇怪,这不符合我父亲的做事风格——以往家里无论收到什么人的信件,父亲总是会在第一时间书写回信的!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只能通过信件联系。在我再三地追问下,嫂子才告知我真相,大致是:家父在我离开北京的第二天就“脑梗”了(可能是担心我一个人远赴东洋吧?!),经过一段时间的抢救,最近才“解除病危”,已经回到家中,但是左边半身不遂了。

我猜想:一定是因为我的留学,掏空了家里的所有,没钱给父亲买上好的“安宫牛黄丸”及时服用所致!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去一些餐馆吃饭,养成了我“好吃”的习惯;父亲读过的古代小说很多,还常带着我和哥哥姐姐去逛颐和园,走在长廊上,讲述每一幅绘画里的故事;父亲为人大方,特别是在钱财方面,从不斤斤计较,母亲对于父亲这一点很是赞赏。在这方面,我可能有些受到父亲的影响吧!……家父于2007年1月1日晚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
     


家母杭若侠女士,出生于1927年6月19日,属兔,祖籍浙江余杭,祖上属汉军旗人,曾官至吏部侍郎。家母八岁时亲生母亲过世,我外公续弦,所以家母一代兄弟姐妹共十三人,上有三位姐姐(其中一位是一直在一起生活的堂姐),下有五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家母于家中排行老四。初中上的是“艺文中学”(解放后改为“北京第28中学”),据长辈们回忆:由于她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和经常获得各种体育运动的北平市(今北京)的第一名,所以被保送同校高中,而且还是“校花”级人物……人如其名,侠气仗义,心直口快,爱憎分明,当时被人叫做“杭家四小姐”或“杭家四姑娘”。与家父相识以后,被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和当时的诚意所吸引,也上了中国大学。但因1948年9月与家父成婚后很快怀孕,便肄业退学了。

因我外公从不工作,又要养活这样一大家人,不免坐吃山空,家境逐渐贫寒。家母从不把继母(我外婆)和继母所生的弟弟妹妹们当作“外人”,竭尽全力照顾家人,可以说是成为了“杭家的顶梁柱”,受到全家人的敬重。她非常善良,喜欢帮助人,无论对方有多穷困潦倒——记得有一位原来为杭家看守祖坟的老人,我叫他“杨大舅”,无依无靠,衣裳褴褛,家母也将他收留在家;住在我家附近的孤儿,她也照顾……后来家母在北京第33中学教数学,对待学生爱护有加,经常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给学生补课,学生们也都很爱戴她。听我五姨说:“曾有一个女学生因为家贫不能继续上学,你母亲就把她接到家里,供她吃住,直到毕业”……

家母是一个非常节俭和聪明能干的人,从文革时代开始,我家里的人所穿衣服、裤子、大衣等等,全都是母亲亲手裁剪制作,而且还都相当时尚。所以本文中所附的前半部分照片里,我的服装绝大多数出自家母之手;而且她曾协助我大爷爷给人看病时抄写药方,便懂得了不少中医药知识。大爷爷去世后,但凡家里有人身体小有不适的时候,她就自己写个方子去药铺抓药医治。我在日本的大学执教以后,每次回北京时,都会给家里留下一些日圆或美金,让她日常使用……可是,1995年3月14日,家兄因结肠癌去世,享年46岁。母亲过度哀伤,于8月6日晚,在我家北屋的浴室里因脑溢血跌倒,送医不治,享年68岁。母亲去世后,在她枕头下面发现了我给她的所有的钱!

我小的时候身体异常羸弱,听邻居说:冬天经常是把我从里屋抱到外屋,我就开始发烧了。有一次我患了肺炎发高烧,母亲抱着我去了北京儿童医院,医生说我没救了,已经“散瞳”了。结果,母亲愣是在医院过道的长椅上坐着抱了我三天三夜……我活过来了!



我想:母亲对我来说除了这些养育之恩以外,对我人生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她乐于助人的一身“侠气”和善良,心直口快与爱憎分明!(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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