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 杜海玲

东英大厦是香港的一座旧式商业大厦，位于九龙尖沙咀弥敦道、加连威老道及加拿芬道之间。建于1965年，楼高17层，是当时九龙半岛最大的办公大楼。里面有中央空调、香港最早的电动扶梯。由香港曾经的首富何东家族兴建，2003年时在香港楼市低潮中它被卖给华人置业，之后重建为29层高的购物大厦“The ONE”，取此名，据说还与李嘉欣有关。

以上是我在网络查到的资料。当我在1986年10月走进它的时候，只觉那是雄伟的办公大楼。

青春年少的人，仿佛不能停顿下来，停顿即痛苦，是精神上的多动症。自从在地处太子的布行工作两个月觉得并无甚新事物可学时，就应征了尖沙咀这家招募文员的贸易公司。它叫硕信。

硕信的业务简单来说是洋买办。中国改革开放盛世，外国公司都想进去做生意，然而纯粹的外国人不知如何进入硕大的市场。香港是好中介，香港的熟悉海外也了解中国大陆情况的人最适合领着外国公司，领着他们夹着皮包回来了。

硕信的吴老板就是这样一位洋买办。他出身上海，因为曾经上山下乡，还会说方言。他的发型是地方支援中央，眼睛滴溜溜地灵活，很老谋深算的神情。按现在的标准，是一名油腻大叔。

我只见过吴老板几次，他常年在大陆跑项目。那时大陆处处是要与国外公司合作的项目，或引进技术，或引进设备，大多数是设备和技术一起引进。各地方政府都在招标，外国公司就跟着洋买办去投标。

面试我的是吴老板的秘书云蒂，这是英文名，而我也终于用上了英文名路意莎。云蒂的名片上也写着中文名，叫蕴妮，或是蕴莲，总之是三个妩媚的汉字。后来她告诉我名片上这名字不是真名，而是吴老板为她取的。

云蒂是一名美丽的女子，她长得圆润丰满，年纪二十七八，比我大十岁，有一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的风情。杏目含春，说话声音也甜美。她以前在银行工作，不是汇丰和恒生这样的巨头银行，而是某商业银行，做前台柜员。她和吴老板就是这样认识的。吴老板需要助理，让云蒂从银行辞职后，先是花钱雇了外教陪云蒂练英文，练就一口伦敦腔。云蒂在我眼中最厉害的，正是一口流利的英文，没有人相信她从不曾留洋。

云蒂的英文在公司业务里至关重要。每当吴老板得到了某地招标的消息，又或者是外国公司找上门来要去中国谈生意，云蒂就和外国人一起去国内做翻译——她跟着吴老板将国语也讲得七八成了。

且说我的上司云蒂交待我的工作，就是朝九晚五坐在办公室里：有电话接电话，有电传发电传，没事时你随意。电传是如今已经废弃的电报技术，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发出电报，当时是与香港大东电报局签约的，从办公室的打字机上，用一组一组的号码发出电报。云蒂经常要跟着吴老板去出差，所以办公室总是需要有一个女生接电话以证明这公司的稳定——如果是可以移动办公的现代，大概就不需要办公室了。

经常公司只有我一个人，每天开门、关门，查看电传文件。云蒂隔一两天打电话回公司问有什么联络事项。在那间铺着红色地毯，放着沙发的办公室，我享受了自由的时间。比如去楼下后街的租书铺子租书回来看。比如与同在东英大厦隔壁公司的克劳拉聊天。

克劳拉也是文员，一个广东女孩，比我大几岁。她瘦而苍白，五官凡善可陈，有点“苦相”。不知是如何认识的，她是我在东英大厦唯一聊天的朋友。聊的话题也大致忘却，只有一次谈话记忆清晰——我们讨论有钱好还是没钱好？由于受文学作品的影响，我有一些理想主义，认为做人太没钱不好，但太有钱也不好，有钱也会有很多的苦恼，而且很可能有道德缺陷或者家族纠纷，而克劳拉对钱的态度无比坚决，她坚定地不容置疑地对我说：“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都是有钱好。”

克劳拉还告诉我一些东英大厦楼里的八卦，我印象深刻的是梳头女。

我在东英大厦上班的两三个月里，每天都在洗手间见到这名梳头女。整层楼各公司的文员都用这个洗手间，她在里面特立独行，睥睨群芳。她美，标致的瓜子美人脸，眼影蓝灰，红唇艳丽。她每天在洗手间梳头，一天起码三次，因为我早上、中午、下班前去，都能见到她在梳。她梳头的方式与众不同，总是深深前倾弯腰，整个头向前拗过去，拗过去，然后用她的梳子（更像是刷子的那种）从发根往前梳。一头微微波浪形的黑发象瀑布一样在洗手间甩来甩去。周围的人都习以为常。我也从最初的“一愣”到“日常”。待她终于直起身来，一头黑发果然是蓬松轻盈，充满现代美发行业说的“空气感”。

克劳拉告诉我，梳头女是我们那层楼某公司老板的秘书，而且是关系成迷的秘书（这种八卦克劳拉竟然都知道）。我将它与美女每日孜孜不倦梳头联系起来，单方面给她定位为“以色事人”——现在想来实在幼稚和独断。那之后我读到“以色事人，色衰爱弛”，脑海里就浮现她漫长的梳头，认定“以色事人”是一件辛苦的事，这事干不得。

克劳拉带来的八卦还有关于她老板徐先生的，不过此八卦非彼八卦，是关乎公司业绩不振的消息。

徐先生是二世祖，散发一种在优渥环境里长成的从容和气。他帮过我一次。云蒂给我第一个月发薪水时签了一张支票，然后她就去出差了。我拿支票去银行兑现，却被告知是划线支票，即不能提现金。当时我与母亲二人生活，每月将薪水悉数交给母亲，不能提取现金，就好像那钱不是自己的一样，总觉不安。我与克劳拉说了，克劳拉很仗义，二话不说跑回去她办公室求助徐先生。于是徐先生带我们去了附近的汇丰银行，他一进去，就被簇拥进了大概是银行最高行政人员的房间，几分钟以后，就将支票换为了现金。

徐先生的父辈甚至祖辈就在这里做生意。到了徐先生这辈，盛而衰。

有一天，克劳拉唤我去他们公司看景——几张拼在一起的办公桌上，满满地摆了鸟食罐，一个个装在盒子里，我虽不懂，也觉纹样质地美得不同凡响。桌旁已有几个人啧啧称奇围观，是徐先生要“放手”家传古董了。徐先生一贯笑眯眯的和气面孔上有几分痛心疾首：“败家啊，我这是败家的衰仔啊”。

原来，徐先生公司业绩不好有一阵了，这都是克劳拉告诉我的。在卖鸟食罐那天，徐太太也来帮忙，还买了开心果分给左邻右舍公司吃。克劳拉送开心果到我这里，说徐太太说的，“这种时候更得吃点开心果。”

克劳拉来找我，还传达了徐先生的另一个意思，想问问能不能租半间我们公司的办公室——徐先生是房租也付不起了，想在我们公司搭几张台子。我们办公室确实很大，我经常一个人在里面感到空旷，这也是十分欢迎克劳拉来找我的缘故。有时我出去租书或买零食吃，还让克劳拉替我留守办公室。

硕信作为买办硕果可观（仅我所在的几个月就知道他们做成两个项目），其中一个在四川，云蒂知我家在四川还有些旧关系，提议带我去出差，于是在11月份，我跟着云蒂去成都出差。此为后话。

话说回来，因硕信盆钵丰盈，云蒂和吴老板并不想要赚徐先生这半份房租。此事不了了之。之后我再也未见过克劳拉。在我元旦后辞职收拾办公桌时，发现放在抽屉里一个小小的黄金戒指不见了，连同丝绒袋子。

也许是克劳拉拿走了。

如果有机会，我很想告诉克劳拉，我不怪她，因为我知道做错事的人也会在心里刻下负疚的伤痕。年深月久，如今的我只感谢她在东英大厦陪伴我很多时间。

自从离开东英大厦，这四个字就湮没于似水流年，再不曾留意。直到前阵子我整理外祖父罗维给我母亲的旧信，读到“我的家住太子道288号……公司地址是弥敦道东英大厦1412室，随你寄在何处。我下周去日本拍戏……”

原来罗维影业有限公司也曾经在东英大厦。（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