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
杨文凯
在日本战后最受蔑视的首相菅直人无奈辞任之后，执政民主党众参两院议员闹哄哄选出野田佳彦继任新党代表，在他接受国会指名出任新首相之后，日本创出了十年诞生七位首相的新纪录。日本是世界上诞生首相最多、也最容易的国家，战后迄今66年，产生了33位首相，平均在位期限只有两年。战后第34位首相野田佳彦能坚持多久，也是一个难以令人乐观的未知数。
从战败后接任危难的东久迩宫稔彦，到刚刚下台的菅直人，日本战后首相因人数众多而成为一个集团研究的样本。这个集团的兴衰起落和变化曲线，也对应了日本的世相和国运。在31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国难，但这个国难不仅指天地裂变的自然灾害，也包含了机能麻痹的政治灾难，而“十年七相”的惊异变化就是这种政治灾难的集中体现。
回顾战后66年的曲折道路，《新潮》邀请作家半藤一利和资深政治记者岩见隆夫就战后日本“失败的本质”进行对谈，特别对“日本的宰相”这一特殊团体做出深度剖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日本之所以走到今天的深层原因。
日本战后首相，从东久迩宫稔彦在1945年8月17日就任首相开始，接着有币原喜重郎、吉田茂、片山哲、芦田均、吉田茂、鸠山一郎、石桥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最新一位是野田佳彦。历数日本战后首相群体，搞清楚政坛背景和来龙去脉，是一件令人思绪如麻、感情起伏的事。
从东久迩宫到麻生太郎正好30人，可以按照时代和年龄分为三组。第一组的十位首相，从东久迩宫到佐藤荣作，都是在战前已经从政的人，他们或为政治家，或为职业官僚，大都是在战争年代同日本一起苦斗过来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作为政治人物得到了锻炼和历练，储备了很多经验。
第二组的十位首相，从田中角荣到宫泽喜一。他们在战前虽不是政治家，却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积累了社会经验。如果细分的话，福田、大平、宫泽是官吏，中曾根是军人，他们在战后政党内部激烈的权利斗争中久经锻炼。在重建战后日本的过程中，他们接受了作为一国首相的特殊训练，积累了经验、培养了能力。
第三组的十位首相，从细川护熙到麻生太郎，几乎都是世袭政治家出身，不是二世，就是三世。这个组团的首相们，不太了解日本战后重建的艰苦岁月，仅仅背负著日本从废墟出发、走向兴盛和繁荣的时代荣光。为此，他们作为政治人物的训练明显不足，很多时候面对政治挑战和危难局面显得捉襟见肘。当然，来自社会党的村山富市是个例外。
伴随着麻生太郎下台，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日本实现政权更替。民主党出现了来自政治世家的鸠山由纪夫和出身草根社会运动的菅直人两位首相。从现象上看，菅与鸠山不同，似乎值得期待，但事实上菅直人可以说是从事市民运动的老太太们的二世，极端地说就是市川房枝的二世化身而已。
从出身年月来看，有关战后日本首相的研究又有新发现。如果按照“明治、大正—战前昭和—战后昭和”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来划分，从东久迩宫到宫泽喜一是明治、大正年代出身的政治家；海部俊树是第一位昭和出身的首相，一直到麻生太郎为止几乎都是战前昭和年代生人；安倍是第一个战后昭和出生的首相，生于1954年，他和1947年出生的鸠山和1946年出生的菅，还有1957年出生的野田佳彦构成了战后派总理大臣——由战后出生世代来领导日本，这种趋势今后也不可能逆转了。
菅直人这个世代出生在战后第一次婴儿潮，他们在大学毕业前后的1970年适逢“安保斗争”，他们被称作“团块世代”。这个世代如今担任著政治、经济各界的要职，民主党内不仅有鸠山、菅，还有仙谷由人、海江田万里等。在民间，这个世代也出现了很多企业社长、公司要员。分析这个世代的特点，他们生活在超级竞争社会，大学毕业后所看到的是不把他人踩下去自己就上不去的社会现实，内心充满了沦为社会落伍者的恐惧心。所以，这个世代不信任社会，也不信任他人。他们在惨烈的生存竞争过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人生观。
1997年，已故日本资深政治家后藤田正晴曾说过这样的话：1969年1月，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发生了全共斗的攻防战。那些全共斗成员现在逐渐成为各种领域里的中心人物。坊间称之为“团块世代”，从年龄上看，在44-51岁之间。这个世代的特征是“造反有理”，就是说，光有破坏的理论，缺乏建设的理论。他们是不值得期待的，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后藤田表示，我不会用这批人，作为官僚他们很危险，需要跳过这个世代而直接起用下一代人。
后藤田生前的分析，不幸言中。团块世代成为领导者，小则误事、大则误国。菅直人作为首相虽揭示出建设“最小不幸社会”的口号，却只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擅自破坏社会，结果不仅显示了市民活动家的虚无本质，自己也沦为战后“最大不幸首相”。
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的发展有“40年周期说”。1865年的庆应元年，日本开始改变国策，直接引导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直到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达到了第一个40年发展的顶峰，日本跻身列强行列。从1905年到1945年战败，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的是下坡路，或者说是不归路。战后，如果除去六年的占领统治期，日本真正的发展起步于1952年，直到1992年经济发展达到顶峰期，日本在第三个40年中又走了一条直线上升的道路，并以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72年的大阪世博会为象征，一举晋身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从1992年迄今，日本经济低迷，政治混乱，陷入了“失去的20年”，经济转折点是泡沫崩溃，政治转折点是1993年自民党政权第一次失去单独执政，如今的日本仍然处于第四个40年的下滑信道中。
自明治维新、君主立宪以来，日本在第一个40年以“卧薪尝胆、富国强兵”为国家目标，获得巨大成功；第二个40年，以“大日本主义、八□一宇”为目标，试图成为亚洲的统治者，最终输光所有家底；第三个40年，国家目标改弦更张为“战后重建、走和平道路”，日本重新崛起；第四个40年，在失去20年宝贵时光和发展机遇后，日本还没有找到符合国家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目标，迄今依然迷茫着。
与此相对应，新生代政治家在与生俱来的社会繁荣中培养出致命的惰性，致使日本处于不间断的缓慢的失败中。事实上，政治领袖需要的是“决断力”和“构想力”。日本首相自田中角荣以下十人，一开始还值得称赞，渐渐地在政治上显示惰性，早晚身陷党内抗争，他们失去了遇见未来的“构想力”，余下的只有“抗争力”。虽然这样，他们跟菅直人相比还算是强势领导人，到了菅直人，连担任首相的资质和适应性都值得怀疑了。从安倍晋三开始，直到政权更替后的鸠山和菅，战后派首相们越来越失去国家发展的目标感和主心骨，鸠山和菅不适合当首相，已经一目了然，这确实是国家的危机。特别是菅直人，身心状态日显奇怪，作为一国首相而受到如此的轻蔑和欺辱，这是极少见的。日本战后的首相集团，至菅直人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菅直人辞职让出了一条道路，后任首相是否能重新找到国家发展的百年大计，关系到日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