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有些怪僻。比如，看中了一个作家──这多发生在读到了让我拍案叫绝的一本书以后，便要搜来这个作家的几乎所有作品读一个痛快，我称之为追读。这追读期间是极其幸福的，总有一件快事在等待──我会感到生活无穷无尽地新鲜而丰富地展开，下一本，还有下一本。然而，追读也伴随痛苦，主要是时间的限制。这种时候我很想翻脸不认朋友，并享受独自乘车。当我不太自量地对自己的中文文字表达略有自信以后，阅读又为我带来深一层的苦与乐。我是说，当我读到我中意的日语作品，心里便踢踏舞一样跳动：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好的文章，中文有没有？如果中国没有，该不该翻译？
　  然后我去查。如果没有查到，沮丧惋惜和一厢多情的使命感就缠绕我几日，直到我反复告诫自己，翻译事关重大，我这等水平岂敢翻译我那样喜欢的作品？而如果查到了，便怀着深深的安心感，并为有人与我所见略同而窃喜。
　  我在追读日本女作家曾野绫子。我此刻的痛苦是，书里夹着书签，在我的手边──我因此而心神不定，很可能将写出一篇语无伦次的文章来──即使那样我也将厚颜地原谅自己。我的欣慰是，我在中文网上终于找到她的作品，文洁若翻译。虽然只是一本早期作品，甚至只有一个目录，证明它在浙江图书馆里，但是文洁若翻译了她的作品。我因此而放下心来，知道不用我带着莫名其妙的使命感来千回百转了。
　  曾野绫子，1931年生，天主教徒。她与远藤周作、三浦朱门被并称为带有宗教精神的作家。我在阅读中感到对她的共鸣。比如讨厌女权运动，比如不怕调侃自己，比如难与喜欢隐瞒年龄的女人成为朋友，比如很会为自己找借口而同时也善于从别人身上看到好处，比如有剪报的习惯。我在阅读中更感到我的浅薄无知。比如对圣经的解读，比如历史，比如哲学，比如许多。
　  我正在读的，是她的杂文系列《黎明报纸的气息》。每天黎明，她的丈夫三浦朱门去拿来报纸丢给她，因为“凌晨，男人可以穿着睡衣出去，真是比女人方便”。她订了5份报纸，4份日文1份英文。每日拿报纸的三浦先生，曾任文化厅长官，现日本艺术院院长。但是，在文学界的名望，曾野绫子更在其上，不过她似乎写得还不够多，因为她每年要去几次“旅游”──带着伤残者团体，去看耶路撒冷。她还要视察她任会长的日本财团等慈善机构在非洲等地的工作情况。我尤喜她这些时候的游记。她的书，让我看到生活，看到层峦迭嶂的厚重，看到智慧、冷静和幽默的魅力。
　  我的废话就此打住。不如从我追读完的书里译几段大意──洗衣房里，是远藤修女最敬重的马达加斯加人修女。她每天在洗衣房里劳作，无声无息，并且要担心洗衣粉什么时候就用尽了。但大家都知道她是祈祷的高手。难产的婴儿总也不降生的时候，修道院里就有人喊，谁去洗衣房求人祈祷去。（《神啊，你希望这样是吗》）
　  虽然舆论攻击“官官接待”，但我们财团在工作完后还是招待来客共饮啤酒。谁会真的为一罐啤酒而出卖自己的心呢？但我总坚持用罐装而避免瓶装，因为我怕被记者拍去正给谁倒酒的镜头：谁给谁倒酒了，里面有问题啊，拉拢勾结到一起啦──这是我最近发现的日本文化的不成文条约。（《部族虐杀》）
　  79岁的女士打来电话，问她可以参加我们的圣地巡礼旅行团吗？她因为高龄已经被许多旅行团拒绝了。我说，当然可以，但不是因为对你同情，而是因为，在旅行途中死了，也不介意，对吧？女士笑了，说“ 正是！”（《黎明报纸的气息》）
　  1975年去中国，处处都感到温暖周到的接待。唯一痛苦的，是与中国作家座谈，一个叫浩然的团长和7、8个作家说了都差不多的话，几个女作家则说下了乡以后如何接受了再教育。我惊异了，难道她们都是深闺小姐，从未见过农村，从未沾过尘世？那天晚上，我在北京饭店回想无趣的座谈会──人生不长，我一个下午就用来听这些客套话？一定还有人在搞文学，只是不在这几人之列，因此发不出声音。我在暗夜里彷佛听到了那无声的声音，这一个夜晚苦闷而沉重。（《无声的声音》）
　  我从不敢做封笔宣言。封笔宣言本身是威胁──看哪，我不写了，看你们怎么办？像我这样对文章不自信的人，最多也就是不想写便不写了，周围也不会有人感到有麻烦，甚至无人察觉。最多，隔了一阵以后，我的两三个朋友疑惑：哎呀，那家伙最近没写啊？（《黎明报纸的气息》）
　  我已经写了多次，并非我不努力，而是我总也难以将与命运强硬地对着干看作是美。我倒愿意在赐予我的命运里，发现快乐、恬静和有趣。这无关善恶，只是活着的趣味问题。人基本上顺着命运的大流，只稍微有一点反抗──这样的姿势是我喜欢的。（《悲哀而明快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