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都是在中共十七大首次当选政治局委员的诸侯，地位显赫，而且对仕途颇有雄心，上任后不乏惊人之言论及施政措施，但近期两人都被总理温家宝狠狠地敲打、修理了一番。

薄熙来由商务部长调任重庆市委书记后，有不少令外界瞩目的“德政”，如要求中小学生唱27首革命歌曲；为维护治安，80天拘逾1万人，看守所人满为患；推出“股田制”改革，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入股开公司。

由重庆市委书记调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也不遑多让，先是提倡解放思想、要广东再杀开一条血路，又要纪委查处缺席会议或开会打瞌睡的官员，近日又狂批倒闭的中小企业是“落后的生产力，被市场所淘汰”。

就在薄熙来、汪洋意气风发之际，温家宝亲自批示，叫停重庆的股田制改革试验，又亲自南巡力挺广东中小企业，无异于左右开弓，对薄熙来、汪洋各掴了一巴掌。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关乎金融海啸后的社会稳定：股田制可能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失去城镇的工作后无田可耕、无以维生。广东当然不在意中小企业存亡对就业率的影响，民工被迫返乡并不会提高广东的失业率。但是，作为一国之总理，温家宝岂能不在意？

继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不救落后倒闭企业”之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近日在上海“两会”中表示，“目前不救楼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已势在必行”。但上海、广东两地转型期间可能发生的混乱不安，却使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重视的“稳定”受到冲击。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席卷而来的企业倒闭潮，省委书记汪洋曾对外表示“不救落后企业”，对当时急需纾困的中小企业投下了一记震撼弹。其后，财政收入上缴量全中国第一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近日召开的上海“两会”中面对救不救市的争议，说出了“谈不上救市，支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言论，表明了其“不救市”的立场。和汪洋一样，俞正声认为，上海要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惟有调整产业经济结构。

汪洋和俞正声两人从地方官的立场出发，都有著相同的思考脉络，“危机就是转机”，藉由这次的经济危机，让低廉的劳力密集性产业“出走”，进行经济转型，发展现代服务业体系。然而，对中共中央来说，放任企业倒闭和大量的失业农民工无疑会威胁社会的稳定秩序，对其政权造成影响。

对于地方政府的做法，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批评道，广东地方政府错误理解了“产业升级”的概念，以为劳动密集的就是低级产业，资本密集的才是高级产业，而用行政手段逼走低级产业，腾出土地给高级产业。

另一方面，当地方在急切推展产业转型的同时，却未出台相关的配套措施，以解决过程中出现的失业民工安置等问题，或只是把问题丢给其它省份甚至北京中央，难免遭致非议。

海外媒体认为，汪洋坚持不救“落后生产力”的“腾笼换鸟”，与温家宝要保卫中小企业的主张，都没有错，二者的分别仅在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汪洋要救广东，就不能太过考虑其它省市，而温家宝要力图就业，所以要求广东兼顾全国。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中共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两难处境。广东目前倒闭的企业多半是纺织、五金、陶瓷建材等传统劳力密集、高耗能产业，这些占了广东25%的土地资源，但只贡献8%的生产总值。它们的倒闭对汪洋来说，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规律，也正是广东产业升级的机会。

而金融危机下，广东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一泄千里，关的关，破的破，那么多外省的农民工都呆在广东等饭吃，广东也受不了，至今没有大的乱象，不能不说汪洋调度有方。而那些输送农民工的省份，其实根本不希望农民工回省，那么多青壮劳动力，回去就是个就业大问题、治安大问题。

明白了汪洋的处境，温家宝之急也就简单明了了。汪洋眼里的包袱，正事关总理眼里的稳定。作为一国总理，在金融危机面前，肯定不希望广东这个解决就业的大省，突然甩开大批低素质就业人口向高科技的道路上跑得太快，于是要求广东“统筹兼顾”，搞好中小企业，而这也是科学发展的核心要求之一。一个是以发展促稳定，一个是以稳定促发展，的确谁都没错。和平年代本来相得益彰的“腾笼换鸟”和“统筹兼顾”，危机关头却变成了两难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