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石
最近读了严歌苓的新作《小姨多鹤》，作品描写日本战败投降后，大批被移民来中国东北的“开拓团”成为无人保护的弃民。16岁的少女多鹤也是其中一人，她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导致流产，从此不能生育。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女人多鹤的身份在张家和他们所面临的社会中成了重大的情感、伦理乃至政治问题，她是张家三个孩子的母亲，是张俭爱怨交集的另一个女人，是张俭的正式妻子朱小环的“妹妹”，也是她的情敌，而她公开的身份是孩子们的“小姨”。作者在这能够纠缠出无数难解难分的感情与现实的离奇纠葛的人间关系的设定中，展开了一出惊心动魄而又愁肠百转的人间悲剧。
著名作家王蒙说这部作品“离奇而又平实，冷酷却是温暖，丑恶酝酿善良，憎恨变成爱恋，是事出有因还是无辜灾难？不共戴天本来就难分难解。生离死别，呼天抢地，却是娓娓道来。疯狂的历史，强暴了自自然然与普普通通。我们与你们是怎么样被劫持、被污辱与被蹂躏的？什么时候才能够醒转过来？是小说还是生活？竟如此横蛮荒谬！本来可以不这样的嘛。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唉，严歌苓的新作《小姨多鹤》”。
这部小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物个性，而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应该是张俭的正式妻子朱小环。多鹤被买来后，她赌气回娘家，但后来她接受了多鹤，竟然让张俭和她同房，让他去把“种子”撒到多鹤“那块肥沃的土地”。她不是不嫉妒，但是爱胜过了嫉妒：她爱张俭，像一个母亲爱自己的儿子；她爱多鹤生的每一个孩子，胜过他们的亲生母亲；她甚至爱多鹤，把她看成这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当张俭为了解决家庭和感情的矛盾故意把多鹤抛弃在外地时，她严厉地斥责了张俭，四处去寻找多鹤。在张俭入狱后，她像一个全力保护自己的鸡仔的鸡婆，保护著多鹤和孩子们。她是大地般博大而无私母性的象徵，然后她却也是一个嬉笑怒骂、泼辣尖刻的女性。为了保护和养活多鹤和孩子们，她去拣、去偷，去市场上“打游击”，一个菜篮里放著一个大碗，躲过人们的眼神偷回猪肉、鸡蛋、菜肴，甚至偷回4个小鸡崽。她宽恕而又尖刻，迂阔而又机敏，嫉妒而又豁达，慈祥而又严厉，然而正是这些矛盾的性格，浓缩了一个时代历史的诡谲和不易的人性，塑造了一个以机智和挚爱迎接接踵而至的苦难的中国母亲和妻子的形象，而她又是这样鲜明而唯一的“这一个”，“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更不同”。这道独特的人性的风景线，在其他的地方是无法看到的。
然而这样有个性的人物，在我最近读过的日本文学中却是少见的。最近看了一些村上春树的作品，如他的《海边的卡夫卡》，里面的主人公都是一些精神上有某种疾患的人。田村卡夫卡是一个有强迫观念症的少年，大岛是一个有性同一性障碍的“男不男女不女的人”，中田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人，佐伯女士简直是一个“活幽灵”，这些病态像一支蘸著同样颜色的笔，把同样的颜色淫浸在他们的性格中，为他们制造了一种迷漫在他们周围的连带性，模糊他们作为这“这一个”的界线。
而2007年的芥川奖获奖作品《乳与卵》，也找到了一个模糊个性界线的细节来“抹杀”个性。作品中描写一个母亲领著女儿到妹妹家做客，母女俩本来就针锋相对，后来打起架来，她们都用鸡蛋来砸自己的脑袋，直至砸得自己满身金黄。用完了外面放著的鸡蛋后，意犹未尽的母亲问自己的妹妹：还有鸡蛋吗?妹妹十分冷静说：“冰箱里还有的。”
用鸡蛋砸自己以发泄出气，应该是很怪异的行为，但是母女却砸得如出一辙，而母亲的妹妹对她们的怪诞行为见怪不怪，似乎在说：我要是生气了也会砸的。鸡蛋为这三个人在病态心理上找到了神秘的联系，然而却在现实中模糊了她们的个性。
中国作家善于突出个性，日本作家善于模糊个性，这可能是偏重于“群体文化”的日本和倾向于“个体文化”的中国的区别吧?
这种中日文学上的不同，也可以从文化人类学上找到根据。日本的文化是“稻作文化”，“稻作文化”的特徵决定了古代日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水田作业需要治水，建立井堰水路和庞大的蓄水池，只有集团甚至较大的集团才能完成一个生产过程。而同样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大陆，主要是依靠天水作业的旱田(尤其是处于文化中心地位的北方)，和“稻作”相比，旱田劳动可以在较小的集团内，甚至个人范围内较独立地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它不像“稻作”那样对集团有强大的依赖性。因此，日本的集团功能，远比中国的集团功能大，因此也远比中国牢固。也许这种文化人类学上的“遗传因子”，也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在文学上吧？
最近读了严歌苓的新作《小姨多鹤》，作品描写日本战败投降后，大批被移民来中国东北的“开拓团”成为无人保护的弃民。16岁的少女多鹤也是其中一人，她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导致流产，从此不能生育。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女人多鹤的身份在张家和他们所面临的社会中成了重大的情感、伦理乃至政治问题，她是张家三个孩子的母亲，是张俭爱怨交集的另一个女人，是张俭的正式妻子朱小环的“妹妹”，也是她的情敌，而她公开的身份是孩子们的“小姨”。作者在这能够纠缠出无数难解难分的感情与现实的离奇纠葛的人间关系的设定中，展开了一出惊心动魄而又愁肠百转的人间悲剧。
著名作家王蒙说这部作品“离奇而又平实，冷酷却是温暖，丑恶酝酿善良，憎恨变成爱恋，是事出有因还是无辜灾难？不共戴天本来就难分难解。生离死别，呼天抢地，却是娓娓道来。疯狂的历史，强暴了自自然然与普普通通。我们与你们是怎么样被劫持、被污辱与被蹂躏的？什么时候才能够醒转过来？是小说还是生活？竟如此横蛮荒谬！本来可以不这样的嘛。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唉，严歌苓的新作《小姨多鹤》”。
这部小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物个性，而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应该是张俭的正式妻子朱小环。多鹤被买来后，她赌气回娘家，但后来她接受了多鹤，竟然让张俭和她同房，让他去把“种子”撒到多鹤“那块肥沃的土地”。她不是不嫉妒，但是爱胜过了嫉妒：她爱张俭，像一个母亲爱自己的儿子；她爱多鹤生的每一个孩子，胜过他们的亲生母亲；她甚至爱多鹤，把她看成这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当张俭为了解决家庭和感情的矛盾故意把多鹤抛弃在外地时，她严厉地斥责了张俭，四处去寻找多鹤。在张俭入狱后，她像一个全力保护自己的鸡仔的鸡婆，保护著多鹤和孩子们。她是大地般博大而无私母性的象徵，然后她却也是一个嬉笑怒骂、泼辣尖刻的女性。为了保护和养活多鹤和孩子们，她去拣、去偷，去市场上“打游击”，一个菜篮里放著一个大碗，躲过人们的眼神偷回猪肉、鸡蛋、菜肴，甚至偷回4个小鸡崽。她宽恕而又尖刻，迂阔而又机敏，嫉妒而又豁达，慈祥而又严厉，然而正是这些矛盾的性格，浓缩了一个时代历史的诡谲和不易的人性，塑造了一个以机智和挚爱迎接接踵而至的苦难的中国母亲和妻子的形象，而她又是这样鲜明而唯一的“这一个”，“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更不同”。这道独特的人性的风景线，在其他的地方是无法看到的。
然而这样有个性的人物，在我最近读过的日本文学中却是少见的。最近看了一些村上春树的作品，如他的《海边的卡夫卡》，里面的主人公都是一些精神上有某种疾患的人。田村卡夫卡是一个有强迫观念症的少年，大岛是一个有性同一性障碍的“男不男女不女的人”，中田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人，佐伯女士简直是一个“活幽灵”，这些病态像一支蘸著同样颜色的笔，把同样的颜色淫浸在他们的性格中，为他们制造了一种迷漫在他们周围的连带性，模糊他们作为这“这一个”的界线。
而2007年的芥川奖获奖作品《乳与卵》，也找到了一个模糊个性界线的细节来“抹杀”个性。作品中描写一个母亲领著女儿到妹妹家做客，母女俩本来就针锋相对，后来打起架来，她们都用鸡蛋来砸自己的脑袋，直至砸得自己满身金黄。用完了外面放著的鸡蛋后，意犹未尽的母亲问自己的妹妹：还有鸡蛋吗?妹妹十分冷静说：“冰箱里还有的。”
用鸡蛋砸自己以发泄出气，应该是很怪异的行为，但是母女却砸得如出一辙，而母亲的妹妹对她们的怪诞行为见怪不怪，似乎在说：我要是生气了也会砸的。鸡蛋为这三个人在病态心理上找到了神秘的联系，然而却在现实中模糊了她们的个性。
中国作家善于突出个性，日本作家善于模糊个性，这可能是偏重于“群体文化”的日本和倾向于“个体文化”的中国的区别吧?
这种中日文学上的不同，也可以从文化人类学上找到根据。日本的文化是“稻作文化”，“稻作文化”的特徵决定了古代日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水田作业需要治水，建立井堰水路和庞大的蓄水池，只有集团甚至较大的集团才能完成一个生产过程。而同样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大陆，主要是依靠天水作业的旱田(尤其是处于文化中心地位的北方)，和“稻作”相比，旱田劳动可以在较小的集团内，甚至个人范围内较独立地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它不像“稻作”那样对集团有强大的依赖性。因此，日本的集团功能，远比中国的集团功能大，因此也远比中国牢固。也许这种文化人类学上的“遗传因子”，也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在文学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