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在四川住过。3万人的钢铁厂，建在江油县，四周被农村包围。我们住在生活区，它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四合院，里面有食堂和锅炉房。厂太大，有许多生活区，我们那个叫做六号门，是因为一道无形的门，隔开了厂区与外面的农村。我也不知道那厂是如何建的，总之它使农民要上街赶集，都须经过这道“ 门”。说是门，其实是有两根十分粗而高的红色圆柱，直直地耸立在道路的两旁，又有门卫房，这便有了门的气势。圆柱可以当树爬，柱下有石礅，是我儿时坐着玩的地方。
　　门房间里总是挤满了人，喝茶打扑克与吹牛，这是当时工人的主要工作。那是1976年或1977年的样子，四川还有要饭的，川语是“讨口子”。如果他们幸运地躲过了门房的喝斥，就能走进我们生活区。衣衫褴褛的农民挨家挨户地乞讨，多是女人领着孩子，手中并非武侠小说里丐帮的打狗棒，而是举着一只破碗。母亲总是不让人空手走，有一次一个女人的背篓里孩子发着高烧，母亲拿了阿斯匹林让她喂小孩。“造孽”，母亲说。
　　讨口子知道只要进了厂生活区，总有些好处，因为除了住着相对富裕的工人阶级，生活区里还有食堂。食堂里的米饭被切割成正方体，大小类似于我们小时玩的魔方，一个正方体是一两饭。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女讨口子去食堂乞讨，大师傅给了她三个方块，她三口两口地吃了，就走到生活区门口，坐在石礅上，竟这样死了，是多日饥饿以后突然吃饱饭的缘故。那天我放学回来，见门房间伯伯正绘声绘色地讲，听得我心悸地望着门口的石礅，不理解农民怎么会饿成那样，而吃饱了又怎么会死。
　　要饭的奔向食堂，打开水的则奔向锅炉房。即使从今天来看，当时厂生活区里的生活也十分便利。吃饭有食堂，喝水有锅炉房，那里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我记得有三个水龙头，一拧开就出滚热的开水。到十岁样子，父母就让我晚上自己用小铅桶去打水，我因此而经常遇见几个来打水的农村姑娘。她们年轻而面容姣好，门房间的叔叔也不忍心赶走她们。有一晚我去锅炉房，其中的一个农村姑娘也在，她友好地对我笑笑，问我要不要吃黄豆，说着，从口袋里拿了一把递给我。这也许就是农村的零食了，黄豆炒得喷喷香，温热而美味，让我至今记得她的大辫子和善意。
　　讨口子是从更远更穷的地方来的，厂附近的农民稍微好些，还经常去赶集。门房间众人得以从赶集的农民手里买鸡鸭或蛋，还有蔬菜水果。四川农民赶集都背自家用竹篾编的背篓，里面可以搁对象，也能坐小孩──背篓的形状正好容幼童舒服地坐在里面。农民是去集市卖菜，但往往在六号门就遇上主顾，而且是不好打发的主顾。工人兄弟凶巴巴地叫他们停下，说要检查，说好买十只鸡蛋，却总要多取走两个。买鸡买鸭，也是将价钱压得很低。有时我在六号门口玩，就看见农民放下扁担或背篓，满面愁苦，也许因为不敢反抗，而工人们给的价钱又实在太低，他们总要站在那里磨蹭很长时间，终于可以穿过厂区去赶集。
　　我也穿过厂区去子弟校上学，一路看农民吆喝着猪去卖。黑色的大猪被小鞭子催赶，嘟嘟囔囔地走着，粉红的猪仔窝在背篓里。走过铁路，有乡下孩子背着背篓拾煤渣，是从煤灰堆里找未燃尽的，尚余些黑色的煤渣。他们赤脚，脸上身上都是黑的。
　　我们的子弟校旁便是农田，准确说是大片大片的农村。一边是总厂的办公楼和医院、街道，一边是田地。田边有小河，早上我和伙伴常去河边，夏天将脚放在河里念书，是沁人的清凉甘美。冬晨有雾，还能捡起薄薄的冰。再跑远些，有农民用来蓄肥料的池子，俗称粪坑，我们玩时总躲着它。只有一次，我跟着同学们在粪坑前留连很久，因为那天里面有一个死婴。在农村男婴受珍视，即使我们才十岁大也直觉那是个女婴。她背朝天，裹了一块毛巾，浮在肮脏的池子里，触目惊心。我们又怕又想看，直拖延到上课铃响才散开。老师说，那是因为没钱养活。
　　后来学校修了围墙，将农田完全隔开了。我家也因落实了政策而搬到总厂生活区，从此我少见真正乡村的风景。四川的农村，给我一半是田园牧歌一半是穷苦农民的记忆。我听到带着城市优越感的言词就禁不住鄙夷，因为这种优越感太低俗。我见到五谷不分的人作渴望归田状就不屑，因为我知道中国农民的不易──他们不止要向土地讨生活。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奥运或者什么会的光芒照亮了北京的四方，如果我每次回上海都看到表层甚于东京的繁华，而与此同时，如果我在长江沿岸看到整个村落整个村落的残墙断垣，如果四川还有农民在流离失所，穷苦悲凄，一如我小时候看见的那样，我为他们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