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 李小婵

我第一次见到燕子小姐，是在今年2月21日，东京新宿。樱美林大学邀请中国当代作家刘震云先生的演讲会上，燕子小姐担当翻译。

如果不是她那排整齐乌黑的齐眉刘海的话，我会以为她是日本女孩。白皙的肤色，配上翠绿花、红色镶边的中国旗袍领上衣，端庄、静谧。说不出在哪里，感觉她带有一种吸引人的神秘感（可能是看上去，她像个20岁的女大学生，可翻译起来，像个学者的缘故吧！？）。

刘震云先生演讲完，从居酒屋、到送刘震云先生回饭店、至解散，燕子的身边总是一圈一圈的人（有中国人有日本人）。从旁觉得她不仅是位出色的翻译家，似乎人缘特别好，很善于交际，给每一位向她打招呼的人，都赐予一串承前启后的温暖独到的话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当我手捧这本中文导报出版社出版的《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时，我非常惊讶……由于我至今不会用电脑，从来没看过网上文坛或议论，居然不知道她是一位作家，也不知道她是《蓝．BLUE》主编之一。只限于那一天，刘震云先生的演讲会，我以为她是专业翻译家。要知道，做翻译是多么不容易，而当作家更不容易。

读了《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下面略称《这条河》）非常激动。

我觉得，我至今较喜欢的日本女流作家林真理子，在她的《这条河》前甚至大为逊色。林真理子与燕子的不同处在于：燕子多了一种女人稀有的历史观与哲学逻辑思维。另外，林真理子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暂且不说谁比较漂亮之类的话啦），燕子却有一种平等的姿势，通过真实悟出历史意义和作者的感叹，更引人再去深思。

例如《伪善的暴力——两个女人的故事》。通过战前战后两位女性的一生，从历史观来看，不难看出国家权力的“伪善的暴力”是如何牺牲人权，将国家战争体制合理化。文中列出的两位女性，从表面上看，一位是战前自愿堕落为妓女，一位是战争中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但燕子的视点不在“妓女”与“慰安妇”本身，而把视点放在后来的历史上，尖锐地指出：“她们都是性别、国家、民族利益的多重受害者，是国家机器的另一面——伪善的暴力的牺牲品。”

又如《有一个女孩叫雨兰》和《青春像小鸟一去不回来》，前者是一位婚外恋女孩的无私的奉献，后者是一位强迫恋，剥夺了男人20年自由。两个故事似乎在我们周围都曾听说过，但燕子在时代背景上浓墨一点，那历史的原因不禁使阅者战栗、震撼。而燕子在描述时，一直以平等的姿态：对前者，充满深情的关切；对后者，并没居高临下的指责、评判，而是发自肺腑的、客观的感叹：“我也想放声嚎啕，别那样哟，别那样哟，但青春的小鸟却斩钉截铁地一去不回来。”这令我感动，这是善解人意，中国人少有的宽容。让我感到少女燕子的清纯、热情、亲切。

再看燕子的采访记篇，真是吓我一跳，应该称作为一个国家级（燕子不喜欢的固有名词吧）的实况报告文学，阅后情不自禁想问燕子小姐：有摄影师或录像机随同吗？！这些宝贵的对谈应该留在历史上。

说来愧为中国人，我在日本，整天忙著杂碎的商务，两耳不闻世界大事，竟在阅读《这条河》前，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像高行健先生那样“自然体”的中国人。当燕子小姐问高行健先生：“您有没有感到流亡带给文学的困境？比如说，失去了什么？”高行健先生答道：“……我知道我到西方来做什么，我要的就是自己的创作。所以，一来法国，我的时间和精力立即全部投入创作中去。而且我知道这自由来之不易，所以，我不把我的自由用来做别的。比如说，去赢得社会地位，或者获得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或去挣点钱。这些都会影响创作。还有市场的需求也会影响创作，包括文化市场的需求。”不论东方或西方，能说这话的会有几个人？他对创作的极度追求，是人类的理想。在这世上能有几个人，不附庸商业，不看人脸色呢？通过燕子小姐的书，我知道高先生的纯艺术与文学戏剧被世界承认，这是每位爱好文学、爱好艺术的人的幸福。

感谢燕子小姐走遍天下，采访这些身在异国的中国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撇开褒贬，最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存在的意义，知道真实。至于赞同或反对，并不重要。本来，人的价值观就是不同的，有赞同、有反对才成其为大千世界，这就是燕子小姐《这条河》的最感人之处：“浑身充满了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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