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常常听到有些朋友说：“友好这两个字可否考虑不再提，因为日本年轻一代不大习惯这个词”、“中国是不是在进行反日教育？”、“中国地大人多、发展快，让日本害怕”等等。我知道这些朋友提出问题完全出于他们对当前中日关系现状的关心和忧虑，而没有丝毫的恶意，因此就更加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想，问题主要来源于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距，下面我想谈谈看法，供朋友们参考。
　　中国一贯认为，应以史为鉴，共建光明的未来。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初，日本一些有识之士突破重重困难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领导人高度赞赏和重视他们的卓识和行动，但许多中国老百姓却对此不能理解。所以当安排日本外宾去农村参观时，要派接待班子先去做说服工作，教育人民要把广大日本人民与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也是受害者。1956年首次在北京、上海举办日本工业展览会，当北京上空又升起日本国旗时，一位老人哭着要扯下日本旗，也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说服了群众。毛主席还参观了展览会。
　　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提出了从中日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方针。据此中国政府释放了全部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人于1956年免予起诉，提前释放回国。其余45人开庭审判，分别处8-20年有期徒刑，无一人被判死刑。这些人服刑期间，受到优厚待遇，允许家属探望，只要双方同意，允许其与妻子同居。抚顺战犯管理所在中国人吃高粮米、玉米面的情况下，为照顾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按周总理的指示给战犯吃白米饭。刑满释放前，中国政府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在决定宽大处理战犯前，周总理是这样教育中国老百姓的：“这些人现在是战犯，20年后就会成为朋友，会成为中日友好的朋友。”
　　周总理多次同日本朋友说：“中日关系的关键是和平共处，我们要从我们自己中间找到真正共存共荣的和平种子。”他特别举例说，日本投降后，许多日本军人放下武器并没有回国，而是同日本侨民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是自愿来的，我们没有强制他们。昨天还在打仗，今天就成了朋友，中国军人受了伤请他们开刀、看护，我们信任他们，感谢他们。这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是“中日友好的种子”。
　　1962年，岐阜市长松尾吾策访问杭州时，提出要在杭州建立“ 日中不再战”的石碑。战争中从杭州湾登陆包围上海的日本士兵多为岐阜县出身，为了永不重演战争悲剧，岐阜市长提出了这一要求。周总理赞同，并指示，中方的碑文用“ 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1963年标志着中日友谊的石碑，先后在杭州和岐阜市建立。两个城市1979年正式结为友好城市。
　　1972年复交时，尽管在战争中，中国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却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当时周总理对日方说，我们不想要求赔偿，因为要赔偿，日本人民的负担就要增加，就不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这一点中国有沉痛的感受。甲午战争的结果，日本不仅割去台湾和澎湖，还要我们赔偿了2.3亿两白银。中国人民蒙受了苦难，我们不愿意让日本人民蒙受这种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