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柠

作为本土传媒上所谓的“知日派”，笔者从不掩饰对“美丽国家”日本的喜爱。但这种喜爱绝不是盲目的，也基本不具备“爱屋及乌”的延伸特性，而是就事论事，“是其是，非其非。”

在日本近年推行的若干重大社会改革举措中，对诸如让普通国民参与司法审判的“裁判员制度”和旨在提高21世纪老龄社会国民福祉的“国民看护保险”制度等，笔者无不举双手赞成，并作为战后日本和平建设的成就予以正面评价。但对某些举措，由于其改革的方向不是指向开放社会中个人尊严与权利的增进，而是恰恰相反，甚至带有明显的反社会、反文明的性质，令人深感遗憾乃至愤怒。其荦荦大者有二：一是在出入境管理中对外国人的强制性指纹按捺措施，二是在签发入境签证上的一项“改革”。

先说前者。去年11月起，日本开始实施修正后的新《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据此法，凡进入日本的外国人，入境时被采取指纹，同时拍摄头像将成为“义务”。日本此举，是典型的“搭便车”行为：9．11后，美国出于反恐的考虑，率先导入了入境外国人指纹采取制度，以强化出入境管理。日本紧随其后，不顾大赦国际等海内外人权组织的反对，效颦盟友，在短暂的可行性检讨之后，遂步其后尘。据说，实施头一天，即将5名曾在日本留有不法滞留等案底的前科者拒之门外，可见其成效不凡。

对日本来说，此番指纹按捺制度的实施，其实是旧制度的死灰复燃。早在战后初期冷战时代，日政府和驻日美军出于防范在日朝鲜、韩国人的目的，以外国人登录制度及强迫按捺指纹等措施，对被看成是“犯罪预备军”的朝韩族裔进行高压管制。该制度因带有露骨的歧视和侮辱色彩，开始就遭到侨居日本的外侨和众多国民的批判、抵制。为此，旨在反对并废除该制度的市民运动始终不绝，有人甚至不惜因此坐牢或离开日本。1984年，一位拒绝按捺指纹的美国女性被横滨地方法院以违反外国人登录法的罪名做出罚金1万日元的有罪判决；翌年，神奈川县警以同样罪名逮捕了在日韩国人李相镐。至此，民间反对运动开始升级，一些知识分子活动家卷入，连第二代在日韩国人、著名政治学者姜尚中也成了其住地□玉县的拒绝指纹按捺“第一号”。20年后，姜在其自传《在日》中对此仍愤懑难耐：“问题不在指纹按捺本身。对原为‘日本人’的在日韩国、朝鲜人，战败后，却以自己的理由随便将对方看作是‘外国人’，以出入国管理和外国人登录法等形形色色的法律和行政处分横加刁难、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主张应以行动来表达公民个人的“食指的自由”。在市民运动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日政府当局被迫做出妥协，在执行层面上逐渐放宽，终于于2000年一度废止了这项制度。

对曾几何时销声匿迹的恶法之借尸还魂，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声明指出：指纹按捺制度违反了日本宪法第13、14条和相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影响了日本国家及国民在国际社会的声誉，理应废止。但政府当局却以外国人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等数据为藉口，不惜打著冠冕堂皇的旗号，复活令人联想到罪恶与羞耻的历史的“问题制度”，令良知蒙羞。事实上，外国人犯罪问题本身，亦不无被过大评估的夸张之嫌。近年来，东洋社会中许多反社会性凶恶犯罪，恰恰是不法日本人所为，如最近发生的厌世男在秋叶原的繁华大街上挥动匕首，致17人死伤的惊人事件。这充分说明，以强化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来应对社会治安，乃至反恐，未必是照准了靶子。

其次，作为去年福田访华的成果之一，日本面向中国旅行者观光签证的发放进一步放开：从今年3月起，中国两三口之家即可以“家庭游”的形式组团赴日，这对很多想去日本观光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利好”。但是，这项利好措施却伴随著一个附加条件：签证对象者年收入须在25万元以上。

作为西方民主主义国家，日本理应知道如此政策的反社会性及其对广大中国人心理的伤害——不客气地说，这简直是一项反动的政策，不仅与人类普世价值相抵触，而且与日本在21世纪锐意谋求的民生大国的国家战略方向有内在的冲突。这样做的结果，短期内可能招徕一些中国“成功人士”赴日，多少贡献于日本的观光经济，但从长期看，势必招致包括相当多有良知的“成功人士”在内的中国消费者的反感，从而强化头脑中既有的对日本的“机会主义”印象，而这恰恰是对后者国家软实力的莫大伤害。

以现代“地球村”通行的标准来衡量，诸如剥夺外国人“食指的自由”及把签证与入境者年收挂钩的做法，其反社会、反文明的程度足以用恶心来形容。如此恶心而不自觉，甚至窃喜者，无疑会遭到国际社会的鄙夷。用美《新闻周刊》一篇文章的话说：“岛国根性（Insularity），正威胁著日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