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黄晓慧）本报上期报道了大分县竹田市刘女士7个月大的孩子，因为拉肚子送到竹田市绪方町国立医院住院，治疗效果不佳被该院建议转院，在送往大分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途中孩子死去。孩子的父母质疑绪方町国立医院儿科医生误诊，提出查看病历被院方拒绝后，已经和当地日本律师联系准备用法律手段解决。
近日，这起医疗纠纷又有新的变化，而医院态度的转变也颇耐人寻味。
该院院长及主治医生两次到刘女士家里，反复解释当时的治疗措施，但还是没有对她的疑问给出正面回答。几天后，小儿科负责人及主治医生还专门到刘女士家给孩子上香，但这次什么也没有说。在刘女士的一再要求下，院方书面给出解释，但内容依然和几次面谈的回答一样，而在主治医生的回信中，则承认自己临床经验不足。据了解这位主治医生今年27岁，只有一年的从医经历。
而在联系律师的过程中，也让刘女士感到灰心。经朋友介绍联系上一位日本律师。但这位律师告诉刘女士，即使打官司，赢的机会很小。因为孩子死亡后没有尸体解剖就安葬了，没有留下最重要的尸检证据；而且病历一直在医院保存，不排除更改的可能。刘女士说，当时在大分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抢救孩子无效时，医生建议进行解剖检验，但刘女士觉得孩子太小，不忍心这样做。刘女士又咨询了其它律师，回答也大致相似。
对此，一位华人律师认为，其实在日华人遇到这样医疗纠纷屡见不鲜。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及时保护重要证据的必要性。她介绍说，另一位华人女士的丈夫因病住院后不久就死去，但是等到将丈夫安葬后，才意识到可能是医院治疗的责任，但向律师咨询后，才知道几乎没有打赢官司的可能，因为没有留下证据。
近日，这起医疗纠纷又有新的变化，而医院态度的转变也颇耐人寻味。
该院院长及主治医生两次到刘女士家里，反复解释当时的治疗措施，但还是没有对她的疑问给出正面回答。几天后，小儿科负责人及主治医生还专门到刘女士家给孩子上香，但这次什么也没有说。在刘女士的一再要求下，院方书面给出解释，但内容依然和几次面谈的回答一样，而在主治医生的回信中，则承认自己临床经验不足。据了解这位主治医生今年27岁，只有一年的从医经历。
而在联系律师的过程中，也让刘女士感到灰心。经朋友介绍联系上一位日本律师。但这位律师告诉刘女士，即使打官司，赢的机会很小。因为孩子死亡后没有尸体解剖就安葬了，没有留下最重要的尸检证据；而且病历一直在医院保存，不排除更改的可能。刘女士说，当时在大分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抢救孩子无效时，医生建议进行解剖检验，但刘女士觉得孩子太小，不忍心这样做。刘女士又咨询了其它律师，回答也大致相似。
对此，一位华人律师认为，其实在日华人遇到这样医疗纠纷屡见不鲜。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及时保护重要证据的必要性。她介绍说，另一位华人女士的丈夫因病住院后不久就死去，但是等到将丈夫安葬后，才意识到可能是医院治疗的责任，但向律师咨询后，才知道几乎没有打赢官司的可能，因为没有留下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