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本）天涯草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小时候，几乎是听著这首歌长大的。每当唱起这首歌就会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祖国”一词在我的心中无比崇高、圣洁。我和同龄的孩子们一样愿为祖国奉献一切。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来势迅猛异常，一时间不要说平民百姓，就连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都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清楚地记得，自己所在学校的校长是个三八年参加革命的高干，有大字报揭发说其夫人是日本特务，夫妻二人因承受不了整天的批斗和折磨，某日在家中同时上吊身亡。文革中“里通外国”是诸多罪行中的重中之重。我的母亲是战后残留在中国的日本人，那时就有人放风说，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再次打进来，像他这样的人将第一个打著小旗去欢迎，弄得我每天提心吊胆。好在我当时是个未满二十岁的学生，母亲早已去世，父亲在旧社会又是个苦大仇深的苦力，总算逃过一劫。但在毕业分配时，尽管学的是飞机制造专业，却进不了具有保密性质的航空系统工作。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也遭到了诸多负面影响。从那时起我不由自主地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祖国归属问题：虽然我一直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祖国，但关键时刻中国认同我吗？心灵深处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悄然而生。
背负特定身世的思想包袱，我这一生对政治敬而远之，迄今为止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组织。但年轻时，我也有热血，不想虚度年华，一直努力寻求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那时的知识分子被称作“臭老九”，统统下放当工人，仅我所在的车间就有北大、交大、厦大等名牌大学毕业生十来个人，以我当时一介小小的中专毕业生要想崭露头角谈何容易？不过，由于爱读书，努力钻研技术，能力不亚于大学生，几年后终于被提拔到技术组，开始从事设计工作。恰逢有一个大型自动化流水线工程项目，我被指定担当自动化程序、电路和气动回路的设计工作。该工程竣工投产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后来我把与自己工作相关的部分写成论文，在《铸造机械》上发表。
1977年秋恢复高考制度，当时我所在的工厂约有二百五十多青年报名应试，经过激烈角逐最后仅有五、六个人合格，就这样我三十岁那年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尽管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成绩优秀，没想到写毕业论文时与指导老师在学术观点上发生了冲突。我根据大量的实验数据对老师的观点提出质疑。据说
四十岁来日闯荡，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一要学日语，二要学谋生本领，每天披星戴月，一丝不敢倦怠。从最初当工人到后来搞设计，一路上辗转迁移、跌跌撞撞。尽管遭遇到“语言障碍”、“社会差别”、“职场歧视”等各种境遇，作为残孤社群的一员，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来日后我一直把母亲的祖国视为自己的祖国，主观上不想给日本政府添任何麻烦，客观上也未曾领受过日本政府的任何援助。做了最大的努力与拼搏，艰难而又自食其力地走过了二十馀年。遗憾的是现今已步入老年，且多病缠身，丧失了劳动的机会和能力，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著“生存危机”。众所周知，为解决战争后遗症，从今年4月1日起日本开始实施“中国残留邦人新支援法”，残留妇人和残留孤儿从此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尊严生活。可我们这些一半中国血统、一半日本血统的所谓残留二世不论年老多病，生活多么艰难，一律被排除在支援对象之外。按理说二世的高龄者与残留孤儿相比差不了几岁，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可老后生活的境遇却是天壤之别。不但得不到任何支援，就连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他们也大抵不予理睬，更不要说解决了。这使我再一次联想到自己的祖国归属问题：尽管迄今为止的二十年间我竭尽全力献身于日本社会，可一旦进入贫病交加的老年困境，日本会管我吗？
凡事皆有来龙去脉，七十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使日本对中国欠下了一笔血泪账。自古以来有“借债还钱”和“因果报应”的说法，即便中国不认同我，我也无话可说，谁叫我身上有一半的日本血统呢。但是我的母亲毕竟是日本国民，并因战争死于异国他乡。日本政府有责任对其归国子女给以关爱，而其在现实中所持的冷漠态度叫我无法理解，令人心寒。
我和所有人一样也曾有过神圣的祖国情怀，但我也坦诚自己在祖国问题上的困惑：我不知道自己的祖国所在何方。诚然，在中日两国和睦相处时，我可以说自己“有两个祖国，既爱中国，又爱日本。”但在两国交恶甚至针锋相对时，我既不敢在中国高喊“我爱日本”，也不敢在日本高喊“我爱中国”。这些困惑说到底来源于七十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对我来说那场战争并未结束，它将令我痛苦终生。有人说“爱国不需要理由”，持此观点者想必是政治觉悟极高的人。但当今世界上有将近二百个国家和地区，国与国之间纷争不断，国家行为也有善恶之分，让所有的人一律爱国怕也勉为其难。在张扬爱国主义的同时，我更期待国家对民众的关爱。我相信，真正意义上的“祖国”产生于国家与民众间的感情互动。
战争引起的祖国问题上的困惑也许会贯穿我的一生。我常常把自己的命运与蝙蝠相提并论，蝙蝠因有四只脚故鸟类不收，又因长著翅膀故兽类不认。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长夜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