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消息（记者 李春雁）告别6月，迎来7月，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短短一月。本该是欣欣向荣万民祥和的好日子，中国各地却一再出现让世人震惊全球注目的社会大案。先是贵州瓮安县数万人砸烧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大楼事件；紧接著7月2日有北京青年闯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刺死6名警察；同日，还有张家界被强制拆迁户用自制炸弹炸政府办公楼，炸伤12人。接二连三的官民冲突引发民间暴力血腥对抗政府事件频发，令中国社会埋藏日久的官民矛盾、社会隐患大曝光，令世人屏息，也给正为北京奥运营造积极气氛的中国政府增添了新的压力。

　　举国震惊的瓮安事件起因于6月22日凌晨，瓮安县一名17岁少女李树芬被发现死在当地河水中，警方尸检结果称她溺水身亡。不过李树芬家人拒绝接受这一说法，当地有传言说，她与官员子女结怨，被强奸致死后弃尸河中。还有传言说，身为中学教师的李树芬的叔叔为了给侄女讨回公道与警察理论，结果遭到警员殴打，李树芬的同学也遭到警察殴打。

　　传言越传越广。6月28日下午，部分中学生和群众上万人聚集县政府和县公安局讨说法，最终导致群众群起打砸警车，火烧公安局和政府大楼。骚乱导致瓮安县委大楼、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烧毁，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包括22辆警车、15辆摩托车在内的54部车辆被烧毁，150馀人受伤。全县43万人口的户籍资料被烧得一纸不剩。

　　此后，官方逮捕200多名嫌疑人，认为事件是黑社会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引起，事件定性为“黑社会公然挑衅中共与政府”。官方公布事件始末和尸检结果，再次认定死者溺毙，是自杀事件，申明无官员子女参与，李树芬的叔叔是在离开派出所后被不明身份的人所打。但仍有许多网民难以接受官方定论。瓮安事件传达了最明确信息：一、地方政府公信力不足；二、当地社会存在某种躁动不安的氛围。

　　此后，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亲自处理这一事件。7月4日宣布，继瓮安县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局长被罢免后，县委书记王勤和副书记县长王海平一并被免职。石宗源认为王勤在处理事件的汇报中：“自我批评少、解释情节过程多，分析原因少”。分析人士指出，官方以速战速决方式免去四名地方领导，是为了迅速平息正向全国扩散的民怨。这意味著官方间接修改了原先对瓮安事件所做的定性。

　　普通老百姓的躁动与不安情绪，在北京籍青年杨佳血洗上海公安分局事件中更为醒目。杨佳行凶的真实原因不明，但有媒体报道说他去年到上海旅游时租了一部失窃的自行车，闸北警方以盗窃自行车罪名对他进行了审查。事后，杨佳多次控告闸北分局要求行政赔偿。有一种说法称杨佳要求理赔不遂怀恨在心。             

　　同是7月2日，因不满自家建筑被拆除，张家界市永定区的居民田开友驾驶一辆三轮农用车，冲进该区西溪坪街道的办事处院内。车上当时装有两罐已点燃的液化气瓶，在急速驶入办公楼的庭院后，于办公楼前发生爆炸，导致12人受伤，但无人身亡。田开友在案发数分钟后就被警方逮捕。

　　这三起事件，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社会转型、信息开放、市场经济的时代旋律中，政府管理方式和手段与社会发展脱节，腐败、专制、粗暴的官僚作风使官民矛盾激化，导致民众以极端手段来表达不满或反抗。

　　对于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自己总结说：“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的问题应引起反思。”这是高官对于暴力型群体事件的的反省。但深究下去，解决深层矛盾还需要加快建立更完整的现代型社会。信息与市场经济一日千里的发展，要求社会加速现代转型和改革，压力正在加大。

　　接二连三的暴力事件，也给公安部门为奥运会反恐而绷紧的神经再添压力。7月5日，在北京奥运会安全保卫和反恐怖合作研究专题会议上，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透露，北京奥运会的恐怖袭击威胁除了国际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外，国内的一些严重刑事犯罪也可能会带来安全问题。近来出现的一连串恶性刑事犯罪事件，已经引起政府高度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