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贺县）丁 俐

　　请不要伫立在我坟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我没有沉睡不醒

　　化为千风 我已化身为千缕微风

　　翱翔在无限宽广的天空里

　　……

           　　——《化作千风》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感动地落下了泪水，它让我深深地怀念起我的生母王平。

　　幼年时，生母给予了我们无比的爱。母亲是剖腹产，相继生了我们三个孩子后，自己患上了肠粘连、肾盂肾炎引起全身浮肿等疾病。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家配给病患者一个月一斤鸡蛋、几瓶牛奶。妹妹说自己那时才几岁，只要看到鸡蛋，就会想办法爬到母亲背上撒娇：“我要吃鸡蛋，要吃鸡蛋嘛！”母亲总是忘却自己，不声不响地满足孩子。“你小时候，邻居季妈妈给你起名叫‘二胖子’（妹妹排行第二），我知道了，就是你常吃母亲的鸡蛋吃胖了的缘故！”我在电话里打趣地说。因为我记得，妹妹是三个孩子中最会向母亲撒娇的一个，她对自己能吃到鸡蛋、喝到牛奶不费吹灰之力而“得意洋洋”，还大言不惭地告诉我，她曾有意赖“早学”不起床，就是为了让母亲用自行车送她去学校。母亲一眼看穿她的心思，即刻应允。我能想像母亲顶著西北风骑著自行车，身后坐在车上的“二胖子”妹妹搂著她的腰，又是“得意洋洋”了。不过妹妹说，到学校门口，母亲发话了：“以后绝不可以再这样！要是姐姐弟弟都像你这样赖著不起床呢？！”

　　弟弟排行老三，最小，还记得母亲每逢过年都带他去裁缝店做新衣。弟弟有一张穿得像模特儿似的、被放大挂在“南通紫琅照相馆”玻璃窗里的照片，那是母亲带他去拍的。弟弟丁元的名字取意“圆满”之意。母亲每每路过照相馆总是在那儿停留，她看弟弟照片时那欣慰满足的笑容，我是不会忘记的。因为照片上的弟弟是她的杰作啊！我的弟弟既聪明又可爱，现在是一表堂堂，任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院”设计总工程师了。现在有关浙江省大的规划项目，许多都由我弟弟参加主持设定。今天在这儿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我能清楚地看到母亲的脸上浮现出我曾十分熟悉的那种欣慰满足的笑容。

　　我是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记得每逢夏季的傍晚，母亲常常是早早就把竹床搬到院子里，让我们躺在上面乘凉。她一边哼著歌，一边摇著扇，不停地给我们赶蚊子。我喜欢静静地躺在她的身旁，看她摇著扇子的手姿和动态，舒舒缓缓、悠悠闲闲……母亲总是要作最后的检查，看看我是否闭眼熟睡了，她方才停止唱歌和摇扇。而我总是常常装睡，半闭著眼睛，偷偷地看著她……因为我喜欢这种慈祥的沁人心肺的暖意，深深为此而陶醉，企盼这样的时光延长至永远。母亲创造出的这种氛围，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具体表达，只能概括为一句话，那是美和爱的极致。要问幸福是什么？我童年心灵的指向就是它！我们姐弟三人都记得，母亲尽管很忙，但总是尽可能挤出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春天，母亲带我们去踏青；夏天，母亲和我们一起投入水的怀抱；秋天，母亲带我们去田野里拾麦穗；冬天，母亲和我们一起围坐锅台旁，手把手地教我们包饺子。感谢母亲，她以自己的心，很早就给了孩子们一份完完整整的爱。这样，当她的孩子们在以后的人世沧桑中受到伤害、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总会想起童年时的温馨，想起那至高无上的幸福感，感激曾经的拥有，以对生命的至诚，清醒地持守住孩童般的真、纯。在人生的旅途上，做无愧于先人的跋涉，勇往直前，奋发向上。

　　啊，和母亲在一起的童年充满了歌声与阳光，如此的温暖、灿烂。然而，当“文化大革命”革起了“文化”的命的时候，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寒冷、黑暗，阴霾沉沉地压上了我的心头。在我14岁那年，母亲和我永别了。一旦回想起那段往事，心中就不由地跳出这个词——“悲惨”啊！

　　曾为报社编辑部主任的父亲和新闻记者的母亲，在“文革”中看到农民进城用棍子、长矛，更用军队提供的枪弹打学生，学生负伤并送了命的场景后，出于记者的职业道德，记下了这段真实的所见所闻（由父亲执笔），不料惹来了“杀身之祸”，父母被追捕、被扣押、被隔离审查。我妹妹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情景：在几个看守的监管、押送下，母亲突然来家，看守叫孩子送她去医院看精神病，当时只有妹妹一人在家（我和弟弟可能是还没有放学，都不在场）。看守们对妹妹高喊：“你妈有神经病，神经病！”母亲拉著妹妹的手，冷静地说：“别睬他们，全是胡扯！我根本没有神经病。告诉姐姐，让她回来后给我送那条蓝底小花的裙子和塑料鞋。”妹妹知道母亲原来有120斤的体重，那次见面看上去不到100斤的样子了，原来的齐耳黑发也一下子全花白了。怎么在不到2个多月的隔离关押中，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这是怎样的蹂躏、摧残？！我回家得知后，立即要求见母亲，并给她送换洗衣服，却遭到造反派的拒绝。母亲被关进去后，我们连一次衣服都没给她送成。不久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当时父亲仍被关押中，我们见不到他，家里只有我们三个孩子。妹妹一个人在母亲平日上班的必经之路上伫立，想著再也盼不回母亲的身影，情不自禁地大哭：“妈妈呀！你死得惨、死得惨啊！”她说当时脑海里频频出现电影《白毛女》中喜儿哭爹爹惨死的镜头。妹妹那年12岁。我是一个人倒在了床上，蒙在被子里泪流满面，心如刀绞。没有了母亲，没有了母亲！我觉得我的家全塌了……弟弟最小，无声无息，好像成了“哑巴”。

　　啊，屈指一数，母亲离开我40多年了。经历了人世的沧桑，今天的我已进入“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中年期，可以用比过去更为成熟的眼光来审视已经历的生活，思考一个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我发现对那异常的“文革”现象、人性的扭曲、兽性的泛滥，单纯地归结为“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是当时的形势所造成，那是远远不够的。酿造出这种错误路线的土壤是什么？还是人！是人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人的行为。人，只要作为社会的存在，在社会里生存，就会不论任何时代都会碰到美与丑、善与恶、天使与野兽的心灵搏击和较量。重要的是人能否每每直直逼视自己的灵魂，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给自己以公正的裁判！如果没有这一深刻的自省过程，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经济建设的时期，人的欲望又会从“权力第一”而膨胀为“金钱第一”，仍会丧失人的本性，物欲横流，为一己私利而不遗馀力地伤人害人。那么，历史又会再次重演。

　　那时他们从父亲执笔写的文章入手，说怀疑父亲是学生的幕后操纵者，母亲则是父亲文章的参与者、直接关系者，对他们批判、追捕、关押。首先是把父亲从家里抓走了，还要母亲和他们的友人写父亲的揭发材料。我记得，母亲是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总是通不过。不几天，我去给父亲送换洗衣服，母亲就夹送上给父亲的问候短信。我对此十分高兴！哪有做孩子的希望母亲揭发父亲的呢？每次，当我拿到母亲给父亲的短信时，我是乐此不疲，小腿跑得特勤。我想像著：我是一只小燕子，穿梭来往于白云之间，飞来飞去，忙于一个神圣的任务——替父母传递彼此思念的“两地书”。听母亲说，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到北京读大学，他们俩的“两地书”积累了一大包。遗憾的是，不久来“抄家”了，被造反派们“抄”走了，再也没有还回来，还成了他俩的罪证之一。多年后，从父亲写的回忆录《流年回眸》中，我看到这样的纪实文字：“我写信告诉妻子，她在挑著两个重担子——工作和家庭的重担。我们在一南一北的‘两地书’中，都流了够多的泪水。”那时候，我14岁，我最喜欢读的书是《青春之歌》，我觉得母亲和父亲之间的感情像林道静与卢嘉川似的，既崇高又美好。等我长大了，我也要这样的爱情。啊，甜蜜蜜地欣赏著，美滋滋地想像著，心情是既光荣且兴奋。妹妹看到后，也想“见义勇为”，遗憾刚10岁出头，不知周围“白色恐怖”的厉害，跟在我的后面，却不小心把短信抛到了父亲的脚旁。这下可糟了！不仅被造反派没收，而且“罪”加一条——“正在订立攻守同盟”。从那以后，母亲也被抓了进去，隔离审查。后来，从父亲的回忆录中得知，母亲被关进去以后，只要有见面的可能，还是给父亲投递短信。父亲有这样具体的描写：刑讯的鞭笞和号叫，因为是在编辑部的楼上进行，所以凄厉的惨叫传得很远，叫人心如刀绞，因为他们忘了关窗……（我觉得他们不是忘了关窗，而是有意不关窗！让父亲听得心如刀绞，目的是“一箭双雕”）我在想，这工人出身的报社造反派头头，可能是文化受限，不懂什么是男女纯情，不懂什么是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不懂美学的价值及文化的丰富内涵。他们革著“文化”的命，是因为他们不懂？！不懂就不懂嘛，为什么恼羞成怒呢？是因为母亲一贯地坚持，“根”性不改，不去“忠”于权贵者，而是忠实于自己的心。如此，卸了造反派头头的“面子”和“自尊”？！新当权者的“面子”，那可就是“王法”！——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而“王法”自有“王法”的野蛮，不讲人权、人道、人性。

　　于是，“野蛮”和“文明”，是的，这确实是一场野蛮与文明的较量！造反派头头组织起对母亲更强大的冲击，一个接著一个：一、让《南通日报》农业组（母亲的工作部门）率先贴出了从天花板到地板的大标语——“坚决把王平揪出来！”。事实是，我父亲这样追忆我的母亲：“她对工作无比勤奋，她有效地奉献了青春年华。妻由于家庭出身等牵累未能入党，但是党报还是把这样重的担子压在她的身上。”二、将母亲的关押处迅速转移，不让母亲再有见到父亲的任何可能。于是，押送母亲去了一个连父亲都不知道、孩子们更不知道的地方，并不准孩子们探望她、给她送衣服，彻底将母亲抛进“无人世界”的孤独，进行心灵的蹂躏、摧残。父亲见不到母亲，担心母亲的安全。造反派头头对父亲说：“她死不了的！她是作著姿态，和我们斗争……”“我还想和他谈谈（指造反派头头），可他无情地走了。”这是父亲的原笔纪实，我注意到了这句话。“我还想和他谈谈”，这是父亲感觉到了母亲可能有危险的“心有灵犀”感应，想劝阻他们。“可他无情地走了”，这是造反派头头的身体语言准确表达了他的意志。

　　世上的事，有许多让人震惊的巧合：南通市广播电台的播音室，就是在这儿，我弟弟曾作为幼儿园小朋友歌唱社会主义好，并向全市实况直播。而后，“文革中”的父亲孑然一人被关押在这个播音室。父亲写道：一天，一只小鸡忽然到播音室来看我。居然跳到我的床上，跳到我翘起的腿上，啾啾地叫著，似给我同情，慰我寂寞，要说一些什么。可惜我不通“鸟语”。第二天，我发现它死了，我恍然大悟，它是来向我求救的。对这些所发生的、实实在在的真实，我有我自己的理解和破译：小鸡，是我母亲意念的化身。母亲被彻底剥夺了作为“人”的自由，但她仍关心著父亲，她以意念“小鸡”为化身，仍给父亲送问候，“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