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海玲

　　在一月下旬寒冷的夜里，我听到宫崎老师去世的消息。她是小儿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中年，高个子，神采奕奕的眼睛，直爽的个性。

　　实际上，我只见过宫崎老师几次，在学校的参观日和家长会上。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在家长会上说“欢迎大家有事找我”——不像是老师对家长的套话，而是让人感到她确实非常乐意与你交流。她甚至说，欢迎大家打电话到我家里来，晚饭以后一般都没事，我们可以聊聊天呀，不一定是商量小孩子的事情，同为女性，我们可以随意聊聊。

　　对于在异国养育小孩，我与很多家长一样，每个阶段都有新的担忧和烦恼。当然，在宫崎老师任教的那一年，我也常被孤独感困扰——如果我那时候真的没事就找宫崎老师聊聊天就好了——时过境迁的这几日，这个念头缠绕著我。而在当时，我按照日本的“远虑”式思维方式，从未找过她。

　　宫崎老师在小儿小学毕业那年，依然在这所学校任教（日本的公立小学似乎是两三年一换）。在毕业式上，她从很远处匆匆过来，对我说“恭喜”，因为小儿考上了第一志愿的中学。她眼中真诚的欣喜暖暖地照进我心。而此前几日，小儿放学回家，高兴地说，在操场上体育课的时候，宫崎老师跑过来问他，第一志愿如何了，于是小孩子得意地答，考上了，并得到宫崎老师一顿赞美——在这里需要交待的是，小儿小时候是一个小书呆子，智商不低但不懂得与周围人交往，在学校是一个比较孤独的孩子。当时在学校，老师们明知六年级学生考学及发榜之事，对孩子的故意一问，含了几许善意和关爱。

　　在听到宫崎老师去世的消息后，我想无论如何，要去上一炷香。我告诉儿子，宫崎老师去世了，我要去烧香，他说他也要去。我们在入夜走近葬礼会场，在会场外我看到学生的队伍□□宫崎老师教过的当年的那个班级的学生，全都来了。我的儿子立即加入了同学的队列，这是他们毕业5年之后的重逢。他们都长大了，身穿各个高中的制服。他们排得整整齐齐，就好像还是小学五年级的样子。

　　进入会场，我见到了久别的老师和其他妈妈们。我发现，即使是淡淡交往甚至是连名字都没有记住的那些面孔，在几年后能够再次见到，竟是这样的亲切——尤其在葬礼，这样一个生死的距离挨得很近的地方，令人想起“相逢和告别”这些字眼的地方。

　　十来岁的青春毕竟难以去体味生命离去的肃穆，重逢的孩子们在会场外来不及地叙旧——我想宫崎老师才不会怪他们呢，她一定乐意看到他们都来了，他们长大了，依然排著队并叽叽喳喳如小鸟一般。

　　在准备去烧香的那个下午，我想到宫崎老师这样年轻就逝去的生命，竟有些灰暗的心境：人生如此无常，一切有何意义？

　　在葬礼上，我却想到，每一个生命都有意义，即使在一个生命逝去的时候——宫崎老师让很多早已分飞而散的人们，重逢了。并且，我以往所不屑的PTA、地域交流，突然显出了它的重要，若不是从前PTA的人按照旧的“联络网”来电话，我甚至不会知道宫崎老师去世。

　　告别宫崎老师。谢谢宫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