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文凯

　　立命馆孔子学院第九回敬学讲座，于11月13日在东京举行。围绕著“以日中关系和谐发展为目标”的主题，日中友好协会最高顾问野中广务和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先后发表了演讲。

　　针对中日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与国民情感逐渐疏离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的贫富落差现象、中产阶级扩大带动社会改革进程、中共在推动党内民主化的基础上谋求长期执政的趋势等，朱建荣教授发表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朱建荣认为，在经济改革进程加大、成果显著的同时，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了广泛的社会改革阶段，以此为政治改革的启动奠定基础。

　　朱建荣首先指出，中日两国关系日益紧密，特别在经贸关系上已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关系。目前，中日双边贸易额已达全球最前列，如此大的双边贸易规模，全世界不过3、4组而已。过去10-20年里，中日经贸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如果说，日美贸易有诸多不平衡处，那么中日贸易关系因两国经济结构充满了互补性而呈现相对安定特徵。中国希望得到日本的技术、资金、经验，日企已为中国创造了超过920万的工作岗位；中国则为日本提供了广泛的市场和价廉质优的商品。对华出口激增几次牵引日本经济走出低谷，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是来自中国的大量低价优质商品，维持了日本国民较高的生活水平。

　　朱建荣说，今年上半年在伦敦研究“欧盟进程与东亚共同体”时发现，战后法国与德国为改变敌对关系，首先从组建钢铁、煤炭联营等经济合作开始；接著是政治家沟通，高层定期互访交流；然后是免除签证，开放自由行，让国民尤其是年轻人自由往来交流。彼此逐渐产生共通认识，形成了同为欧洲人的共同体意识。相比之下，目前的中日国民关系还停留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的法德交流水平，即推动国民自由往来时期，今后的交流之路还很长。

　　中日关系，当然面临各种问题，比如历史问题、东海问题、经贸摩擦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一部分在日中国人的犯罪问题等等。媒体每天都在报道这些问题，不免引起两国国民在感情上产生疏离感。很显然，中日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与国民感情逐渐疏离构成了一种矛盾现象，但这也预示著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转折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35年以来，前20年基本上是两国政治首脑、经济高层、社会精英之间的往来，国民层面发生真正的意见交流和心灵碰撞只是近10年的事，中日国民还存在很多不理解。中日两国表面相似，都使用汉字，但社会和文化深层有许多不同。中国是大陆民族，日本是海洋民族，历史进程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既是侵略发动者，又是战争受害者，今天的日本国民不能站在受害者的立场而掩盖了加害者的罪行。在中国，那场战争不是过去式。家族亲人的死难记忆、东北地区发生的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事件等，都延续著战争的进行时态。但普通中国人容易把二战简化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还需要有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显然，中日双方都应该在对方的立场上，慎重处理历史问题。

　　基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中日互相理解的不充分还表现在当下，比如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被简单概括为“贫富落差”。中国当然存在著农村问题、贫困者问题，但对中国社会进行描述和分析，仅以“贫富落差”来概括全貌是不够的。中国人口超过13亿，其中富裕层不过1000万，贫困层有2000万，分别占全体人口的0.8%和1.6%，中国的低收入者有7亿多人，仍占一半人口。但过去20年里，中国社会最大的发展变化是形成了2.5亿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超过6万元人民币），还有2.5亿拥有中产意识的后备军。战后，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等地，都走过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中间层持续扩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比如日本式民主的社会基础就是“一亿总中流”。如今，日本媒体看重中国社会的贫富两头，夸张为“落差”，指责为“不平等”，以如此简单的分类法来推论中国的现在与未来，是不充分、不准确的。按照联合国研究机构的统计，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占10％的富人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份额远远大于中国。中国的问题是，社会刚进入转型期，按照现代化发展理论，当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之间，一个国家也进入社会构造大变革的时期。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朱建荣分析说，在中国社会处于构造转换时期，中共召开了十七大，其主要看点有二：1、人事布局成为焦点，但今年尚不是最终的决定性年份。中共人事制度遵循两大规则：任期制（5年一期，最多两任）和年龄制（政治局常委以68岁为上限）。江泽民向胡锦涛的权力交接过程，已经实现了软著陆，今后更将如此，未来5年是胡锦涛执政理念和施政纲领的实施期，首要课题是确立党的正当性，使各种深化改革与发展的措施更容易推广实施。今后的中国会对各种意见探讨、碰撞，甚至批判，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指导思想将把握方向，不会发生大的摇摆。

　　2、胡温政权在未来5年将做什么？日本媒体推测在经济改革之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将被提出。事实上，当前的中国存在著各种问题，但“全民直选”和“媒体全面开放”未必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反而因超前跳跃而可能引起社会混乱。中国的社会发展，遵循著“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程序和步骤。今后5年的工作重点当在“社会改革”和“党内民主化”，以为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做好准备。当前中国的社会改革表现为，农村基层直选已扩大到300个乡、镇，未来5年基层直选将加速扩大，更可能导入省、市、自治区级别，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法制的逐步完善。中国的行政改革“只做不说”，已在中央和基层大刀阔斧地展开。中共党内民主表现为反腐倡廉，并逐渐形成党内的权力制衡，通过交锋、碰撞、磨合、妥协的过程，最终完成集体领导体制。党内不同意见派别可以掀起“水杯里的风波”，但对外则举党一致维持长期执政的目标。这种趋势被戏称为“自民党方式”，中共方面也有意吸收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的经验。

　　朱建荣最后表示，中国的中产阶级出现在15年前，在过去10年里加速扩大。中产阶级发展壮大，他们的公民意识和法律观念不断加强，牵引著中国真正进入社会改革时代。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与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的日本、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的韩国相当——这是观察中国的一个合适角度和准确定位。

　　中日两国已建立“战略性互惠关系”，这是好的，但又是不够的。所谓“互惠”，以利益先行为主。经济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二、第三位的日中两国，只看到自身利益是否可行？今后的中日关系，首先要对涉及双方基本利益的问题展开直接对话，坦率交换意见，比如日本的入常问题、中国的台湾问题；其次，中日关系应突破双边框架、突破当下局限，以更宽广的区域观念和历史视野来看待处理问题，比如中日东海纷争，仅以一根无形之线来划分一切是否可行，是否有意义？另外，中日两国应该共同探讨，我们应该和能够为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哪些共同贡献？总之，中日关系需要在“战略性互惠”的基础上走向共同发展，肩负起对地区和世界的责任，成为真正的战略夥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