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春雁

　　近日，作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特别报道，《中文导报》记者采访了在战后中日关系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陈肇斌教授。现任日本首都大学东京法学系教授的陈博士，1986年秋天赴东京大学法学部留学，1997年春天以优异成绩被选为东大这一年度仅有的3名法学博士代表，在学位授予仪式上登坛，从东大总长手里接过了博士学位证书，改写了此前东大法学博士名册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生的历史。

　　陈肇斌于1979年上大学，前一年中国与福田赳夫首相任内的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全方位铺开。众所周知，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是双方民间友好人士长期努力的结果。但是在此之前，另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尤其是当时日本政府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对华政策，长期以来被尘封。陈肇斌经过长期研究，阅读了各国大量原始档案后，揭秘了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

　　陈肇斌认为，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两大支柱是，以“政经分离”为战略手段，实现“两个中国”的战略目的。他查遍了美英日中各国档案馆里收藏的有关文件，反覆推敲它们的含义，像拼图版一样还原了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本来面目。战后日本政府要推行它的对华政策，首先要得到美英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日方有关言行都被记录下来，保存在美英的档案馆里。

　　陈肇斌的研究论文阐述了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学术界未知的崭新观点，论文发表以后，引起极大震动。据不完全统计，陈教授的论著《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发行后，日本的《国际政治》、《史学杂志》等至少3家权威学术杂志和全国性报纸《朝日新闻》刊登了书评，高度评价了陈教授在该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学术贡献。2001年6月，时任东京大学法学部副教授的陈博士因此荣获“大平正芳纪念奖”。在陈教授的论点发表以后，日本外务省陆续公布了大量对华关系档案，无不佐证了他的观点。陈教授认为，自己的研究也为促进日本外务省的“情报公开”、维护民众的知情权起到了一点点小作用。

　　对于这些已经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研究领域的公认观点，陈肇斌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其中几个亮点。陈教授说，战后日本虽然追随美国，但在对华政策上却另有其打算。吉田茂首相在杜勒斯的压力下选择了与台湾蒋介石媾和，但同时又寻找机会与大陆建立关系，想渐渐地使台海两岸的分离状态固定下来，实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吉田茂认为北京之所以不接受“两个中国”，是因为背后有苏联支持，否则他记忆当中的战前那种软弱的中国人即使不情愿，也不得不接受两岸永久分离的现实。而美国之所以封锁大陆，采取支持蒋介石的“一个中国”政策，也是因为北京选择了与苏联结盟。如果能将中苏同盟拆散，孤立的北京将无力拒绝“台独”提案，美国对封锁一个不是苏联盟友的政权也会失去兴趣，放弃孤立北京的政策，而蒋介石也就失去了反攻大陆的后盾，至此，在吉田看来，“两个中国”便水到渠成了。

　　吉田茂一直想联合英国一起说服美国，允许日本发展中日贸易，最大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自由贸易来促使中国民众认识到苏共的道路不可能致富，与苏联分道扬镳投靠西方才是出路。有充分的第一手史料证明，吉田等日本政要将台湾视为日本的“财产”，对台湾的走向抱有浓厚兴趣。吉田的心腹曾就重新将台湾纳入其版图，实现所谓“日台联合王国”的可能性，向英国方面做过试探。吉田生恐蒋介石反攻大陆之举将招致台湾的“丢失”，一直劝说蒋介石偏安台湾一隅，犹如其任驻奉天总领事时为防止丧失“满洲权益”而力阻张作霖逐鹿中原。

　　吉田曾向英美提议在新加坡设立由英美日组成的“对华政策本部”，目的是通过南洋华侨北上，加强对中经济往来，离间中苏关系。后来这一设想由岸信介继承下来，还要添进一个印度。由于英美反应消极，都没成功。近来日本政界有人提出要搞一个由日美澳印组成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可以在50年前的吉田和岸的设想中找到其原型。只不过一个是为了渗透，一个是为了包围。

　　根据1957年日本外务省对国民党军队构成比例的分析，当时国民党军队里，所谓本省人士兵已占50%，士官占15%，军官占1%。日方认为随著时间的推移，对统一缺乏兴趣的本省人成分会不断增多，这正是日方所希望看到的。但同时日方又担心，失去了反攻希望的台湾军方高层会易帜与大陆合作而成为第二个张学良，因而积极向美推销“台独”主张。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知识，所有的中国人，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不能接受“两个中国”，如果美国承认北京，北京就将立即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承受巨大压力的国民党政权将无以为继而全面崩溃，因此“两个中国”是行不通的。

　　当时，岸信介内阁为突破美国只支持蒋介石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将日本对华政策与联合国的对华政策相挂钩，意欲首先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以便为日本尾随其后铺平道路。岸内阁的设想是，时间是在大陆一边，两岸早晚会统一，北京恢复联合国席位更是早晚的事，为了阻止国共和解，避免“台湾落入中共手里”，不如趁北京羽毛未丰，以接纳北京“加入”联合国为诱饵，迫使其接受与台湾各拥有一席的条件。近来，陈水扁搞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活动，其实走的就是50年前日本外务省设计的老路。

　　之后，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经历了池田内阁、佐藤内阁而一以贯之，未曾改变。佐藤荣作在其下台3年之后，临死一个多月前的1975年5月9日的日记中，留下了一段既不赞成继任者田中角荣的“一个中国”政策，又反对“台独”的文字：“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一加一就是一加一，得出二的结论还为时太早。”

　　这一段文字引起后人种种解读。无论它的谜底是什么，历史证明，最后让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不得不走下台面的是两件大事：震惊世界的基辛格访华，第26届联大作出关于恢复北京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驱逐蒋介石的代表的第2758号决议。所谓“形势比人强”，中日邦交正常化正是在这两件国际大事引发了日本政坛的大地震之后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