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张石

　　在神户举行的世界华商大会上，本报记者于9月14日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日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委员张蕴岭先生。采访摘要如下。

　　记者：请您谈一谈华人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张：华人经济，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它是由华人来经营，分散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再一个就是它的民族归属——从这两个方面我们称之为华人经济。此外，还有犹太人经济等，现在印度也比较突出，虽然还没有形成印度经济，而华人经济的规模比较大。从另一个角度说，华人经济分散在各个国家，它们是当地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华人经济的特点是比较活跃，参与了全球化，它们通过文化和市场等在世界上相互连接。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各国各地的许多华人来到了中国，寻求投资机会。早期的时候，也就是80年代，他们主要是来自香港，后来的第二波则来自世界各地，如东南亚、台湾和美国等，他们被称为连接中国市场与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桥梁。由于语言文化上沟通的便利，中国的企业家到外国去投资，所找的第一批合作对手可能就是华人，华人也可以为他们在外国开拓市场。

　　几百年来，华人飘泊海外，在国外成家立业，他们的经济也成了所在国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老华人中的大部分比较成功，在美国、在东南亚、在日本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新华人是随著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一些走向海外从事贸易等事业的华人。现在中国也实行“走出去”战略，有很多人去外国投资，他们之中有些是国有公司，有的则是私人公司，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他们比较活跃。现在有一些企业已开始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华为是私人企业，在东南亚、中欧、东欧、非洲、拉美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新华人是藉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乘“走出去”战略走向海外的，我想今后还会越来越多。

　　记者：您可以说一下安倍辞职，与日本建立新政权以后的中日关系吗？

　　张：我们昨天开了一天会，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注意到了两点，一个是安倍突然辞职，主要是日本国内的因素，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他辞职。大家说有准备也没有准备。从“有准备”这一方面说，参议院选举以后，大家都知道可能操作不好是迟早的事情；而造成“没有准备”的原因是，在APEC会议上，前一天他还在讲话，没有什么迹象，突然宣布辞职，大家都觉得很突然。正常的辞职，应该是他在党内已经做好协商，包括未来的人选等方面，都做好了比较成熟的协商，这样的话，再宣布辞职，可能对日本有一定好处。

　　但是我们有一个总的看法，中日关系经过这些年的折腾，日本深切感到，搞坏与中国的关系，对日本也没有好处。中国一贯强调加强中日关系，因此安倍上台之后，调整了小泉的政策，比较及时地改善了与中国、韩国的关系。日本地处亚洲，中日韩这三个东北亚国家是整个这个地区经济的核心，经济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了，而政治上闹成这样，对谁都不利，安倍做这样的调整是有道理的。经过痛苦的折腾，大家都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安倍辞职以后，尽管具体细节上会有些调整，但是大方向，比如已经确立的中日“战略互惠”这样追求战略利益、寻求合作的大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也有人认为：是不是安倍上来之后，他把重点放在搞对外关系上，没有放在国内的管理上？不去靖国神社，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作为重点戏，可能引起一部分人不满，这是日本自身内部关系的问题。中日关系很复杂，不是说哪个领导人说了一句话这个关系就好了，那些影响两国关系的事就抹掉了。现在有许多现实问题，比如说东海问题、专属经济区、资源开发等等是很棘手、很敏感、很重要的一些问题，要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时间。这些年，我的重点是推动地区合作，也就是东亚地区合作，我也感到中日之间协调很差，甚至外界人认为中日在竞争，而不是合作，这是取决于双边关系的问题。

　　中日应该在地区合作大框架下，寻求共同利益，那就应该是合作，而不是竞争。这些问题不是很容易就能解决的，因此对中日关系还是要有比较冷静的头脑，不能头脑发热，认为首脑互访一下就改变了，这也不太可能，因为日本自身的国内政治非常复杂。我想，改善的趋势是存在的，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大家都需要冷静、谨慎，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在讨论会上发言时指出，中日关系是一个“两升关系”，因此就产生了一些新矛盾。所谓“两升”就是日本经济已经升起了，同时它提升政治，要变成政治大国，而中国原来就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政治上影响很大，也是一个政治大国了，同时经济上也在提升。大家都在提升，那么在战略上怎么来定位，在战略利益定位的共同领域中，双方还是互不信任，因此双方需要做很大努力，这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