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文凯

    中国外交部公开劝诫中国公民注意海外形象，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参与他人争吵；不要争抢、插队、随地吐痰等。政府出此无奈之举，实源于外部世界的忍无可忍。事实上，中国公民海外形象不佳，国内形象更差。改善海外形象必须从提升国民行仪做起，对此毫无悬疑。

    最近的一次国际性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位居全球最受欢迎海外游客之首，中国人则名列倒数第三。同为东亚国民，同出礼仪之邦，中日国民在个人行仪和文明素质上表现出如此差异，让人感到非常不堪。不过，我最近偶尔读到日本文化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留下的一些随笔杂感，记录下东京奥运会前后的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的一些行状，彷佛找到了一面历史的镜子。

    如今已近退休年龄的日本“团块世代”，是最受世界欢迎的海外旅行团队的主体，但在40多年前，他们20岁时表现如何呢？据记载，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前后，日本年轻一代在发型和服装上的变化非常醒目，但个人的行仪却叫人难以恭维。比如有的年轻人为了整发型、化浓妆，长时间占用公共便所或洗手间的镜子，旁若无人；也有人在长途列车上把脚跨到前排座位上，还肆无忌惮地在车厢内喧哗舞蹈，影响他人。在生活中，当时的年轻人习惯于两手插在裤袋里同人说话，为了装酷而不顾礼貌；也有人在餐桌上把餐刀随意放在嘴里，形象丑陋；更有甚者，年轻人的日常会话充满了自以为是的切口俚语，不良习气四溢。

    各种令人不堪的行状尚不限于青年一代，作为社会中坚的父母们也受到指责。比如火车上的车厢厕所虽然写明“停车期间、禁止使用”，但普通乘车人熟视无睹，依然前赴后继，鱼贯而入；公共汽车在城市里行驶不到两小时，车厢里已是垃圾满地，老妇人弯著腰打扫是经常的风景。有识者慨叹，如此光景在日本以外的国家里从来没有见过。

    日本的老一辈文化人对此非常痛心。有人评论说：无论是在近代的武士社会和町人社会，还是以民主主义的欧美诸国为样本的现代社会，为了形成快适的公共生活，我国青年人从小就在家庭和学校里受到严格的人生修养教育，被要求学习礼仪做法和公众道德。如果这些基本的教养被忽视，那么日本学童即使在数理知识上超过了美国孩童，接受的也不过是片面教育。遗憾的是，如今的教师和父母一代的教养，不过停留在停车期间自然进出车厢厕所的程度，如何期望他们去培育人格健全、懂品位、讲礼仪的下一代呢？

    从6、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香港、台湾，90年代的韩国，一直到今天的中国，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接二连三，东亚地区的国民素质也经历了世界眼光的挑剔评判。从历史来看，日本人从买断世界的暴发户进化成最受欢迎的优等公民，花了30多年。事事追求赶超的中国人，也许花不了这么多时间，但关键在于首先认识到自身的修养缺陷，唤发知耻之心；其次必须有谦逊好学的勇气，有事事从自己做起的责任心。

    当年，一位日本学生听教授讲解东西方文化差异，谈到在法语或德语中只有“食汤”而没有“喝汤”的讲法，欧美人喝汤时不会发出日本人那样的声音。该学生起初认为这是东西文化差异，没有好坏之分。后来，他去欧洲留学，在学生食堂里与日本人同僚一起喝汤，不仅津津有味，更加啧啧有声，引起身旁的白人同学愤然移席。他为此受到刺激，开始反省在文化差异掩盖之下的个人修养和公共道德的高下与是非。

    为此，这位日本学生留学欧洲4年，在自己从事翻译和导游工作中，每每身体力行地向日本游客说明欧美的餐桌礼仪和饮食文明。他虽然是一名普通的留学生，但接受过他忠告的人包括出访欧美的内阁大臣、国会议员、企业首脑、大学校长等。曾有一位日本前首相当面感谢道：“原来如此，谢谢你的劝告。”其中，也有某位“精英中的精英”大言不惭地表示：“我们只要吃得高兴，吃出美味，有什么不可以呢？”不过，“喝汤无声”在今天已成为全日本人的基本生活行仪，而中国人正在接受这种启蒙。

    我觉得，以上事例意味著，海外形象最佳的世界优等公民并不是与生俱来、天生成就的，也有一个潜心向学、逐步进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背后，需要有先知者的启蒙、有识者的传播，最重要的还是每位公民的自觉自律。最近，“品格”一词在日本大流行——国家的品格、政治家的品格、男人的品格、女人的品格，都在受到诘问。藉用“品格”来说事，国民的行仪，应该是国民品格最基本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