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文凯

旅日华人学者、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关志雄先生，在7月中旬推出了由东洋经济社出版的日文新著《推动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航员》一书，对近30年来站在中国改革先端的经济学家进行了群体性扫瞄。该书以“主张效率的新自由主义者VS主张公平的新左派”之间的争论为经，以12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世背景和学说主张做纬，编织了一幅相对完整的中国当代经济学全图。

在书中，关志雄著重记述、介绍、评价了中国当代12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世、背景，学说、贡献。他们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董辅□、厉以宁、吴敬琏、张五常、杨小凯、钱颖一、林毅夫、胡鞍钢、樊纲、郎咸平、周其仁、张维迎。此外，在书中间或提及登场的中国经济学家多达60人。关志雄认为，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并行，社会迎来了历史性巨变。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通过积极向政府部门献计献策和引导舆论，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改革中，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也逐渐形成。为此，“要认识中国经济，先从了解经济学家开始。”关志雄所做的本项研究及其成果，填补了学科空白，为海外人士，更为日本经济界和学界认识中国经济学提供了便利捷径。

对正当盛年的这一代中国经济学家，关志雄的总体观感是：他们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许多人在经历过文革的上山下乡后进入大学深造，他们学经济学的初衷出于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这一现实的不满，因此抱有强烈的改造现状的理想。变革社会的明确意识，推动他们去实践了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学问的本意。中国的经济学家作为改革开放的领航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他们的智慧和努力，中国无疑会与俄罗斯一样，经历更加迂回曲折的改革过程。

欧美日的经济学家大都重视写专业论文，以在国际一流学刊上发表论文为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入世心非常强，他们不太强调个人对经济学的贡献，而看重个人与高层领导的互动，看重个人影响经济政策的能力，看重个人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实际贡献。关志雄分析说，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犹如水跟油的关系，如何把两者调和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再到企业，都需要获得合理的解释、说明、再评价，这给中国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激荡的中国、巨变的时代，呼唤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家登场。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少有躲在象牙塔里的“理论经济学家”，而更多是利用理论解释现实的“经济分析师”。关志雄引用世界银行驻北京学者张春霖的说话：如果把这个过程比作一条河，上游是理论经济学家，下游是搞实务政策的官员和企业家，我在两者之间。如果我的脑子是一个工厂，机器就是近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原材料就是中国具体的情况与问题，产品是对搞实务者有用的知识——这不妨视为中国经济学家的典型自括。

关志雄以“公有制—私有制、计划—市场”构成纵横坐标，以“公平—效率，机会公平—结果公平”构成渐变色谱，对著重描述的12位经济学家进行了从“新左派”到“新自由主义”的行列排队，并对他们的主要学说和贡献进行了综合评述。关志雄坦陈：无论是“吴市场”，还是“厉股份”，这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都是有贡献的。关志雄个人特别欣赏他们在90代中期从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出发，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分析和政策提案，认为其中不乏创意，在学术上也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佳作。遗憾的是，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面临太多诱惑，有的人与政府走得很近，有的人成为企业代言人，这个群体渐渐沦为舆论批判的对象。

关志雄本人与书中大部分被介绍的经济学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他曾用日文翻译了樊纲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获亚洲太平洋奖；翻译过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的论文；监译了林毅夫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还与胡鞍钢合作从事中日经济和国情比较研究——这些学术经历，使关志雄成为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知心朋友和学术诤友，使他能深入理解、准确描述笔下的人物。关志雄数年前在通产省属下的经济产业研究所工作时，曾开设有“中国经济新论”个人网页，其中设有“中国经济学”专栏，专门介绍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动向。那些内容积累起来，成为本书的基础部分。从2006年秋天开始，关志雄用系统的理论框架对零部件式的论文进行重构整理，终于形成了这部带有开创意义的新著。

面对中国发生的巨变，关志雄虽然身在日本，却同样能够理解亲历者所感受到的激动。经济学家盛洪说过：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我们正亲眼看著猿变成人。阅读关志雄的新著，人们可以感受到这样一种幸福洋溢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