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办的第2届国际问题讲座，于2月20日在早大井深会馆举行。本次讨论的主题是：中国社会的信用管理与债权回收的对策问题。来自中国商务部，日本三井信友银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细亚大学的多位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交流。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柴海涛先生。
柴海涛于1958年出生，1978年获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后，一直在中国对外经济部门工作，并有驻外经历，具有国际化视野。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对外经贸、全球信息化、及社会信用体制建立等问题。
柴海涛指出，中国目前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将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信用管理体制的需求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国的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标志着信用经济已开始萌芽，人均GDP达3000～5000美元以上时信用经济则高速发展。上海目前已突破5000美元，因此已具备转强的信用经济初期化特征。
中国的市场饱和现象出现在1995年人均GDP突破700美元之时，（而其他国家则一般出现在人均GDP3000美元之时）因此中国经济实际上早已进入买方市场时代，商家间销售竞争加剧，从而引发大量商业信用问题的出现。
1997年亚洲金额危机爆发，中国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并频布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个人消费的信用机制也随之启动。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表《个人消费信用交易展开的指导意见》，允许中国资本商业银行开展消费信用交易的业务，由此而产生住宅、轿车、教育、旅游等多项贷款形式出现。信用交易贷款也发展极快，1995年到2002年的7年间上升140多倍，仅2002年就翻了一番。
但是，中国的信用管理体系还很不完善，具体体现在法律滞后，企业违信现象普遍（如违反合同，还债迟延）、缺乏信用管理的专门机关及人员、所提供的各类商品与服务水平很低等方面。整个90年代，由国有企业问题而引发的三角债、商品滞销、银行不良债权等问题使得建立全面的社会信用体制面临巨大困难。具体表现为:信用信息不向社会公开、专业服务机构无法律保障、政府掌握的企业信息不用民众公布等。由此而导致社会商品活动不守信用的普遍性。具体讲，货款拖欠排在首位，其次分别为贷款拖欠、合同违约、产品假冒等。
柴海涛还指出，在产生信用纠纷后，目前通过收账公司解决的成功率可达40%左右，其次才是采用法律手段的3～4%。因此，交易双方在商业活动中的事前避险意识应急待加强。当前中国政府已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方面加快了步伐。措施有:加强全民性商业道德教育、企业信用情况公开、建立信用数据网、提高整体管理水平、强化立法、加强处罚力度等，力争在2008年基本建立一个全社会的信用体系框架。
柴海涛于1958年出生，1978年获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后，一直在中国对外经济部门工作，并有驻外经历，具有国际化视野。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对外经贸、全球信息化、及社会信用体制建立等问题。
柴海涛指出，中国目前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将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信用管理体制的需求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国的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标志着信用经济已开始萌芽，人均GDP达3000～5000美元以上时信用经济则高速发展。上海目前已突破5000美元，因此已具备转强的信用经济初期化特征。
中国的市场饱和现象出现在1995年人均GDP突破700美元之时，（而其他国家则一般出现在人均GDP3000美元之时）因此中国经济实际上早已进入买方市场时代，商家间销售竞争加剧，从而引发大量商业信用问题的出现。
1997年亚洲金额危机爆发，中国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并频布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个人消费的信用机制也随之启动。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表《个人消费信用交易展开的指导意见》，允许中国资本商业银行开展消费信用交易的业务，由此而产生住宅、轿车、教育、旅游等多项贷款形式出现。信用交易贷款也发展极快，1995年到2002年的7年间上升140多倍，仅2002年就翻了一番。
但是，中国的信用管理体系还很不完善，具体体现在法律滞后，企业违信现象普遍（如违反合同，还债迟延）、缺乏信用管理的专门机关及人员、所提供的各类商品与服务水平很低等方面。整个90年代，由国有企业问题而引发的三角债、商品滞销、银行不良债权等问题使得建立全面的社会信用体制面临巨大困难。具体表现为:信用信息不向社会公开、专业服务机构无法律保障、政府掌握的企业信息不用民众公布等。由此而导致社会商品活动不守信用的普遍性。具体讲，货款拖欠排在首位，其次分别为贷款拖欠、合同违约、产品假冒等。
柴海涛还指出，在产生信用纠纷后，目前通过收账公司解决的成功率可达40%左右，其次才是采用法律手段的3～4%。因此，交易双方在商业活动中的事前避险意识应急待加强。当前中国政府已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方面加快了步伐。措施有:加强全民性商业道德教育、企业信用情况公开、建立信用数据网、提高整体管理水平、强化立法、加强处罚力度等，力争在2008年基本建立一个全社会的信用体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