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柠（专栏作家，北京）

近读外国报纸，说中国的公款吃喝一年达千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年度长期建设国债发行额的两倍，军费的三成。

另一则报道，说内地某县级市，申请小额日元扶贫贷款，用以翻修已颓圮不堪，随时会倒塌的小学校。因为确实穷，所以信贷手续进展顺利。可当日本大使馆官员前往视察时，却被主人领进一处酷似白宫的大厦，从门前的牌匾，知道是地方政府所在地。问大厦投资了多少钱，陪同的外事干部自豪地说，不算地价，净投资约1500万人民币。日本官员深感困惑：这笔钱相当于该地年度GDP的一半以上。相对于这笔预算，小学教的建设费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这样的消息，再次令笔者感到羞耻。风尚是自上而下，风气是自下而上。当“主流社会”的趣味尚且停留在食必飨宴、居必豪宅情结中的时候，文化建设往往是奢谈。而抽空了文化芯子的物质繁荣，能走多远、做多大另当别论，即使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可望达到相当规模，其成色也一准单调乏味，面貌粗鄙寒碜，丑陋不堪是明摆著的。就跟马三立说的段子中的那主似的：老子要是有了钱啊，我、我就天天吃油条、喝豆浆，盖缎子面儿被卧，穿皮猴我。

民以食为天。随便去内地的一个小镇，在最繁华的地段，必定有若干家挂著霓虹招牌、被冠以“××大酒楼”、“××美食城”、“××食府”的高档餐厅，里面酒池肉林、山珍野味、猜令划拳、卡拉OK，从中午到深夜，日日笙箫，红男绿女，乐此不疲。可只要看一下馆子的菜单便明白，其实也就那几样，毫无特色，乏善可陈。我有时奇怪，那些日复一日轮流在那几家餐馆大摆筵席的老爷们，他们的消化系统究竟是怎么长的，咋就没个腻的时候呢？

后来我算弄明白了，他们压根吃的不是那口儿，而是冲著那地儿去的，吃的是那个“份”。明明旁边就有家米线屋，像极了他老婆的手艺，但三块钱一碗，“份”嫌不够。再说，不带卡拉OK设备，不过瘾。时下的食客喜欢K歌，以歌佐餐，联络感情。这也是为什么高档餐厅多雷同的原因之一。一个大圆桌、几只沙发、一台带OK功能的电视机，客人在包房中杀它一个晚上。有些饭店乾脆就不设大厅，全都是这样的包房。而一条街上七八家、十数家餐厅，一个镇上，五六条商业街，家家如此，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克隆出来的。

常年在外打牙祭，笔者对那种大而无当的高档餐厅深恶痛绝。就好比买东西，哪怕再小的物件，也必须跑趟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那种抵触感——与其如此购物，还不如死。可遗憾的是，从笔者居住的社区，到生活的城市，到处充斥著这种恐怖的“食为天”。

几年前在东洋的时候，因时间的关系，在外面打牙祭更密，公寓的厨房乾净得一塌糊涂。中午，在公司对面的那家小得不能再小的面馆里，叫一碗天妇罗乌冬面，然后坐在柜台上，紧挨著旁边的人，却河水不犯井水，边吃边看本小册子，消磨个把钟点。晚上回来，疲惫不堪，下了电车，径直钻进车站前的“烧鸟屋”，一个烤鸡翅，几串烤蘑菇、银杏串，一札札幌生啤入口，直沁心脾。

节假日，约了朋友，手里拿著地图，坐电车穿过大半个东京，为了找一家电视上介绍过的“关西好烧”的夫妻店。就为那一口儿，情愿花掉大半天的时间和不菲的交通费。但一旦吃过一次，那口儿便会深度刺激你的味蕾，逗你肚里的馋虫病周期性发作，隔三差五跑一趟。

东瀛地小人多，狭窄的街道密如蛛网，虽经过战后重建，却没有强制动迁。所以，每个街区，都有一些百年老铺，像地表植被一样自然地长在那里，成为那个地方区域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生与死长于斯的邻人，还是偶然路过打打牙祭的上班族，只要吃过那口儿的人，便会记住。

前两天读一位北京女作家的博客，说她常开车数十里，只为了吃一碗炸酱面。我觉得，在居大不易的京城，没有什么比这平凡的口腹之欲来得更真实、更满足和更有文化的了，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