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

　　最近，正在读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我发现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在精神上有某种疾患的人，如《海边的卡夫卡》中，田村卡夫卡是一个有强迫观念症的少年，大岛是一个有性同一性障碍的“男不男女不女的人”，中田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人，佐伯女士简直是一个“活幽灵”。

　　精神病患的病人作为日本文学中的主人公，不是一种个别的现象。再列举一些有名的作家，如川端康成笔下病人颇多，他的未完成之作《蒲公英》就是把故事的场所放到一个精神病院中，主人公全是精神病患者。芥川龙之介作品里的类似病人也很多，三岛由纪夫的作品里更多。

　　把患有精神疾患的病人作为主人公，也不是日本文学的独占。鲁迅的《阿Q正传》、《孤独者》、《祥林嫂》等作品中的主人公，也都是不同程度上患有精神疾患的人；俄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也多是这类病人。

　　是不是可以说以精神疾患病人的眼睛看世界，是文学艺术的特权，其他种类的学问，如科学、哲学、历史、新闻、政治学等都要以正常人的眼睛看世界，不然的话就会发生很大的混乱？只有文学越是病态反而越能成为名著，文学用精神疾患病人的眼睛来认识世界，所反映出的是社会的病态所在。

　　而古代好像不是这样。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的主人公们精神状态基本正常，而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里都是正常人，《红楼梦》里有个把病态的，大部分还算正常。可以说，越到现代，文学作品里有精神障碍的主人公越多，像《海边的卡夫卡》这样几乎全体有病的作品，应该说是一种“后现代”的象徵。

　　在古代，文学和现实生活距离不远，“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人们为吃穿住行竭尽全力，无暇在心灵的自我纠缠中去“有病”，正常生活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文学家无病无需呻吟，生活本身就充满哭饥号寒，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可成千古名句。

　　而越到现代，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明显的社会不公正已经渐渐看不见了，阶级和阶层的对立逐渐模糊，社会对立从可见的社会性的“显对立”渐渐进入心灵和社会复杂而迂回的“潜对立”阶段。作家想找“显对立”来构筑自己文学的戏剧性王国，已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只好极力去寻找“潜对立”。这种“潜对立”的集结处，就是精神疾患。

　　这也许是作家们不得已而为的事情，但我担心的是，病态在文学中泛滥，而文学又肆无忌惮地传播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