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是值得纪念的。因为我是在1989年5月结婚的。那时候大家靠的是标准工资，很少有外快收入。结婚的基本条件就格外举足轻重，有了房子和票子才可能有娘子和儿子。我一没房二没钱，所以困难了好几年。后来，哥哥姐姐先后结婚了，家里腾出一间12平方的亭子间，一下子就柳暗花明了。

钱，当然只能靠省吃俭用了。“省吃俭用”，我现在在电脑上打这四个字还能感觉到当年的辛酸。我是1984年参加所谓的革命工作的，年收不满1000大洋，即使不吃不喝又能存下多少钱呢。本来用数据说话更有力，可是许多数据过于隐私，太座不让公布，只好笼统地说，我们基本上靠自力更生添置了家庭生活所必需的硬件和软件的。

需要费点笔墨说明的是，其时家用电器尤其是电视机电冰箱非常紧俏，一律凭票供应。一张电冰箱票黑市价是1000元。丈人的老朋友冯厂长，家有2台冰箱，他慷慨地说，拿一台去用吧。我当然不好意思拿，尽管我知道这或许是不义之财，我只求他帮我弄一张票子。冯厂长马上帮我弄来一张上菱冰箱票，冯太非常热心，陪我去买冰箱还派公车送回家。可惜冯厂长英年早逝，冯太随子女远走他乡，失去了联系。电视机是更加紧俏的商品。1988年末，我正好公派出国进修3个月，省吃俭用从日本背回来一台21寸SONY平面直角彩电。所以，我的新房虽小，在亲戚朋友面前也不算太寒酸。

至于装修，因是公用厨房公用厕所，就不需翻新了。老同学送了一些他们厂里生产的处理品墙纸，自己买了一块红地毯，墙上一贴地上一铺，窗门再一油漆，新房就算落成了。还有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细节是，沙发是买现成的，沙发套却是我自己手工制作的，为了节约20块钱，我花了2个晚上，运用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知识，动用圆规直尺量角器做得有棱有角的。这足以反映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省吃俭用的程度。

结婚前，去听听老前辈的意见。马列老太很直爽地问，还缺什么。我贸然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能不能帮我求一张周慧□的书法挂在新房。老太太一口答应，这对她来说真是举手之劳。过了几天，她打来电话让我直接去周府取字，还关照我不要空手去，顺便请她出席喜宴。我买了2瓶雀巢咖啡直奔周府，周书法家很是客气，估计我已经来不及去裱了，叫我乾脆再过2天直接去她的裱画师那里去取。事隔多年，冰箱彩电已经贬值，留下的惟有结婚证书和那幅正在升值的书法作品。

酒席订了8桌，就在自家附近的美心酒家，本来准备自己走过去就可以的。个别长辈说还是要有点婚嫁仪式，于是，动用老娘舅的自备车，像模像样兜一圈放了一个大炮仗把太座接了过来。美心酒家的经理看到有革命老前辈出场，好意地说把一个什么菜换成清炒虾仁，钱当然还是要多收我10元的，比起现在，那时候真的非常清廉啊。酒席上来客的礼金，正好作为新婚旅游的资金。桂林七日游，风景实在诱人，犹与世隔绝。和太座相约，今生即便要离婚，也要一起跑到这里再分手。

回来的那个晚上，桂林火车站昏暗的报栏前，读到一张《人民日报》。啊，有点桂林尚七日人间已变天的感觉。看到首都新闻工作者游行请愿的报道。怀疑自己眼花，再仔细看看，确是当日的《人民日报》。到了上海，才开始关注那个历史事件。我现在还记得一个难以忘怀的场景。枪声响后，上海的交通也陷入瘫痪，我们三三两两步行去上班。办公室里，只见老党员老范闷头抽著烟，许久，说了一句：没想到，他们真的会动枪。后来的几天，听小道消息听美国之音听中央文件，事件真相的不同版本，看世事沧桑叹人间凉热。

我现在有点后怕，如果不是忙于婚事的话，也许会有意无意地渗入其中？因为我也贫穷，因为我也要民主，穷人翻身靠造反啊。其实，当时打著的是民主的旗号，发泄的却是民众的怨气。老邓后来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现阶段对于大多数草民来说，大口吃肉比大声说话更为现实，把一部分人的嘴巴先堵起来再说。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中国进入了经济上更加开放政治上更加禁锢的跷脚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