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文凯
在刚刚结束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民生问题依然是焦点话题。在城市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引起广泛争议的同时，在更广大的农村面向农民推广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生命基础研究所保险部门主任研究员、旅日华人专家沙银华，多年来不断地把日本完善成熟的社保经验介绍给中国，为中国建立新的社保制度提供建言，更积极奔赴各地做调研搞试点，亲身参与制度设计工作。沙银华日前接本报记者专访，在详细分析中国农村社保现状之馀进一步提出，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方式的农民协会制度，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
2006年6月，沙银华与中国卫生部官员一起去广西陆川县，视察了正在试点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沙银华介绍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文革前开始实施，在文革期间达到普及高峰。当时，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解决农村医疗问题做得如此彻底，在世界尚无先例，曾派官员来中国考察，还召开过现场会议。但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没有了组织依托，失去了固定财源，90%以上走向解体。在中国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严重。
中国政府在2002年著手解决“三农”问题时，下决心建立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4年，中央决定在中西部16个省市自治区为农民建立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险费来源，中央政财为每人拨款10元，地方财政出资10元，集体出10元，个人出5元（有的地区10元），以每人每年35元（40元）为基数，为农民建立起重大疾病保险制度。此后，沙银华与中国社科院专家们一起深入到陕西延安的洛川地区搞试点，创新制度的保险目标不仅要为农民保重大疾病，还要保日常的门诊医疗。2005年，中央财政增加拨款额，每人的医保费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升至20元，再加上集体支付10元，个人支付5元（10元），一个农民的最低医疗保险费上升为55元（60元）。通过合理利用保险的大数法则，洛川地区的农民获得了基本的医疗保障。由亚洲开发银行赞助，中国卫生部、财政部、劳动社会保障部，以及国内外专家在2005年9月召开现场会议，肯定了洛川经验。
但沙银华指出，洛川经验有区域局限，中国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尚未制度化、普及化，所以，现阶段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地只有充分调动农村医生的积极性，通过签约，以最合理的成本，提供近在身边的完善服务。目前，地方上的几级卫生组织都纷纷与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签约。关键问题在于，必须建立公正透明的监督制度、管理制度、经营制度，要让保险收支财目表清楚明白，使人一目了然，增加投保人的安心感。此外，由于财源太少，在许多地方只能提供大病保障，而对门诊治疗等疾病则无法提供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只有适当增加财源，加大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内的公助，逐步提高社会的扶助，这样才能把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上良性轨道。
在医疗保险以外，还有涉及面更广的养老保险问题。中国的现状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为医保出钱，在养老保险上中央财政目前并没有拨款。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当时，各级政府为了打消农民“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曾许诺今后由国家和政府为农民提供养老保障。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步入60岁养老期，但政府的养老承诺仍然悬在半空，难以兑现。为此，各地政府纷纷寻找良策，比如有的地方给每个养老家庭支付一笔钱，一次性买断老后生活费用；有的地方出一笔钱，不发到农民个人手里，而是投到农村养老保险中去，由社会（农民养老保险）为农民支付数量很少的养老金。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民政部推行农村养老保险，但农民领取的养老金少得可怜，相对老后生活只是杯水车薪。农民养老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后，这项工作也由民政部转到劳动社会保障部接管操作。
以前的养老保险100％全靠农民个人储蓄，现在则推动地方政府、集体和个人都出一部分钱，目标是让农民在60岁以后每月至少能领到100元人民币养老金。沙银华认为，国家开始重视养老问题是好事，但中央财政不提供公助，不出钱，这项制度难以长久维持。从日本经验来看，在日本的国民年金制度中，政府负担额已由以前的1/3上升到1/2，中国政府对国民养老也应该有一定的承担。
沙银华说，中国在“三农”方面存在许多问题，解决问题有两个前提：1、准备怎样投入；2、拿什么投入。2006年，中央政府大笔一挥，废掉农业税，人大代表齐声叫好。但沙银华从社会保障的专业角度来看，认为这种做法欠考虑，未必妥当。
沙银华分析说，废除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出发点是好的，但做法值得探讨。首先，中国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纳税义务，废除农业税的做法与宪法精神有冲突。其次，做任何事情不能一刀切。中国地大人多，各地情况不同。贫困地区本来纳税不多，无需废税；富裕地区有能力纳税，没有必要废税；中等地区可以采取减、免等方式，而不是废除。中央可以根据时间（1-30年），程度（10-100％）不同，运用财政再分配的杠杆来调节各地税率，把富裕地区的纳税回馈到贫困地区，充实贫困地区医疗、养老的财源。其三，中国实行农业税长达6000年，这个制度有其合理性。废除一个税制很容易，要恢复或开徵一种新税却很难。从国家财政金融角度看，没有税就没有国，财税是立国之本。所以，中国彻底废除农业税，带给农民的欣喜和实惠是一时的，长远来看未必有益。
沙银华指出，在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组成经济合作互助的联合体（如日本的全农协JA），在生产、消费、管理、医疗、养老各方面实行合作互助方式。只有这样，国家才能以中央财政对三农最少投入，取得最大效果的方式，在农民自己合作互助下，彻底解决困扰中国数千年的三农问题。
社会保障事业应当采用四管齐下的方式：1、公助，由国家政府拨款；2、扶助：由地方、机构、企业出钱；3、互助：由社会大众和投保人互相支援；4、自助：个人出钱投入商业保险。其中，互助保险才是保险的精髓，不仅使个人有大树可依，更有助培养社会必要的互助精神，个人既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和他人负责。中国的农村社会保险还刚刚起步，目前，中国农村社保缺少“互助”。
过去，中国是城市和农村两大对立；如今，流动人口超过3亿——中国进入了城市人口、流动人口、农村人口构成的三元社会。流动人口不断扩大，许多人已经脱离了农村，但大部分没能融进城市。因为他们没有纳入户籍制度，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享有同工同酬、国民待遇等基本人权，更没加入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伤害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流动人口日益扩大为中国社会的第三势力。中国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愈发显出社会制度建设的初级化和滞后性。要为最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安定的生活、和谐的环境，中国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刻不容缓。
沙银华：日生基础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知名保险专家，长年从事中国商业保险和中日社会保障比较研究。目前担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