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先生在日中协会主办的讲演会上，做了有关世界宏观经济等问题的演讲。以下为演讲摘要，本报未必同意演讲提出的一些观点，也未必认可列举的个别历史事实，温铁军先生的演讲内容仅供读者参考。

这两天我在早稻田大学参加的会议上，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90年代以来所实现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区域化，而全球的区域化是要通过区域整合来实现的。中国、日本、韩国同属亚洲，而且属于东北亚的工业化国家，只有中国、日本、韩国的整合相对成功，亚洲的区域整合才可能成功。对于整个亚洲的工业化国家而言，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21世纪的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金融资本竞争的阶段，而我们是向发达的金融资本国家，比如美国、欧洲提供产品，并且把我们所得到的外汇收入，再反过去投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这对我们来说，两头吃亏。

以制造业或原料输出为主的国家在全球资本化条件下是吃亏的，或者说是亏损的。我们用商品和原材料出口去换硬通货，特别是换美元和欧元，这就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经常项逆差，并且引起许多抗议，抗议我们倾销。同时我们获得的硬通货又返回去投入到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造成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顺差。中国和日本是两个典型的国家，这两个国家都有外汇储备1万亿美元左右，这两个国家都是以大量的外汇储备，反投到华尔街，来维持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吸收外资的国家。这里面有两个经济规律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美元化，美元化其实意味著一个主要发行美元为世界外汇储备的国家成为中央银行，它向所有制造业国家徵收铸币税，也就等于这个国家可以向其它所有国家收货币税；另一个经济规律也很重要，它叫特里芬悖论，特里芬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他所说出来的一个规律，就是制造业国家得到美国的外汇储备越多，就会越多地向美国投资，也就是越多地向美国市场进行资本投资，于是乎就导致我们在帮助美国维持美元的强势地位。我们越多地得到美元，就越怕美元贬值，我们就越到美国去投资，让美国资本市场繁荣，让美国能更多地赚取更多的资本收益，这就是另外一个经济规律。比如说中国现在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美元贬值10％，就意味著损失掉了1千亿美元，这差不多是中国一年的外汇顺差总数，也就是意味著中国一年没有出口，等于白干。这样一个结果就使中国和日本都要共同努力在战略上保住美元不贬值，这样我们自己得到的美元外汇储备，才能不贬值，我们才能不白干，等于我们要更多地给美国出口。所以我们按照美国向我们指示的那样，让我们转轨我们就转轨，转到完全符合美国战略意义的轨道上来，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客观情况。

而在区域一体化的阶段，只有区域化的传统产业经济社会结构相对稳定，才可能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幸免于难。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假想，就是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以金融资本主导的新阶段，我们的这种做法必然导致美元大量发行，平均每天美国要发行6亿美元，美元的货币总量占世界货币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个泡沫在不断增大，我们又怕它贬值，我们得不断帮助它去增大这个泡沫，这个规律是不可逆的。只要是经济规律就是不可逆的，虽然这个世界是不可以这样维持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当我们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它的崩溃，或者爆发危机是必然的。

在全球的金融资本越来越泡沫化，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越来越临近的时候，西方有点警觉的人就开始强调21世纪全球经济增长的4个发动机，也叫做“金砖四国“，英文就是“golden BRICs”（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在这四个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有3个在欧亚大陆上，只有1个在拉美，但没有一个是美国和欧洲那样的世界性主导国家，这4个国家没有一个是以金融资本主导的国家，这是根本原因。这4个国家没有出现金融资本泡沫化，这是根本原因。这4个国家都有庞大的市场和庞大的资源，都有庞大的制造业，所以我们说这4个国家是传统经济结构的国家，而不是当代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国家。

如果大家愿意多听一点，我们可以把最近这些年国际上讨论的一些故事讲给大家，这些故事不一定得到证明，不一定有证据。比如说，有谁想过，伊拉克和北朝鲜，被当成“邪恶”，必须被消灭，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有原子武器。90年代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爆炸了核武器，没有谁一定要制裁它们，听说以色列也有核武器，也没有听说谁要制裁它，为什么制裁的一定是伊拉克和北朝鲜？有人解释，因为1999年欧元发行，而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公开宣布，今后他们的外汇结算，只用欧元不用美元，因为他们认为欧元比美元更健康，欧元没有被严重地高估，而美元已经被高估了。这本来是经济问题，最后变成了军事问题，而伊拉克为什么必须先被消灭呢？是因为伊拉克1年的对外贸易有300多亿美元，如果它不用美元，而改用欧元，就意味著这个世界抛售了300多亿美元，买入了300亿欧元，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它国家也会担心美元大幅贬值而抛售美元。这样，已经严重泡沫化的美元体系就要垮掉，所以伊拉克是“邪恶”的国家，不管它有没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它是一定要被消灭的，而北朝鲜之所以一直到现在还保留著，是因为北朝鲜的对外贸易只有30多亿美元，无足轻重。如果它也像伊拉克那样有300亿美元的对外贸易，不论中国、俄国起什么作用，它是一定要被消灭。我们说，现在中日两国都保持著与美国的紧密的战略同盟，这里确实有经济利益的关系，我们两国都担心美元贬值，都不想让美元贬值，因为我们怕美元贬值我们自己受损失。我们现在共同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增大泡沫，增大危机，使其最终爆发，反过来我们又受到伤害。这就是我们讨论区域一体化时所面临的一个战略难题，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是对整个人类安全问题的最严重的挑战，如果我们的讨论还停留在过去那些很老的，很细的争论中，而不去看21世纪的人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说明我们没有眼光。只有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分析，我们才有可能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才不至于垮掉。其实现在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在这里我多说一句日本的问题。现美国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美国是把制造业已经转移出去的国家，美国的85％的GDP来源于金融业和服务业，是因为里根经济学主导全球化的时候，美国已经把它的制造业转移出去了，所以美国人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是军事手段，所以全球军事开支的48％是美国人的军事开支。它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加强军事手段，对全球进行控制，因为它的产业结构已经升级为没有产品的产业，它的制造业转移出去了，这对于我们中日两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教训。我作为日本的朋友，劝日本的各界特别是经济界的朋友要重视美国的教训，不要走到美国的今天，那种局面对日本来说是难以稳定的局面。美国可以成为全球资本中心，而在亚洲，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成为亚洲的区域资本中心，这是重要的区别。

上面我们介绍了全球的趋势，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被说成是在转轨，刚才我说我们是按照西方的战略意图在转轨，而这个转轨，变成了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西方以资本市场为主，把一般制造业转移出来的时候，那么就只有这些制造业的国家，才出现大量的破坏资源环境，使用低价劳动力，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现象。而这些制造业国家所出现的问题，是发达国家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他们的国家不再出现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直接见面，他们不再生产了，制造货币不需要工人和资本家去直接冲突。工人和资本家的社会冲突，大量消耗原材料，破坏环境造成的问题，存在于制造业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当然可以非常“乾净”地说：你们有问题。这是所谓转轨的背后，也就是产业转移所造成的问题，就像在100年前，200年前在发达国家普遍有劳工运动，资本家和劳工的斗争变成阶段斗争一样。这里只存在产业调整以后阶段不同的问题，并不是谁比谁高明。

温铁军：1951年生，法学学士、经济管理博士、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一些海外媒体称其为胡、温智襄之一。

         （本报记者张石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