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文凯

二、火热岁月

（接上期）回到日本后，酒井诚先在大安书店从事对中图书出口业务，该书店以出版爱知大学编撰的《中日大字典》而闻名。其后，酒井诚又进入专业商社红矢工作，该商社是当时在日本各地举办“中国物产展”的全国中心。1972年春天，25岁的酒井诚进入日中友好协会东京本部事务局，开始了他实际操作日中交流的职业生涯。回望走过的岁月，35年弹指一挥间，酒井诚也成为日中民间交流事业中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

酒井诚回忆道，从1972年日中复交到80年代末，日中关系进入上升期和蜜月期。尽管在恢复邦交和“友好和平条约”签署过程中遭遇各种困难，但两国领导人以友好大目标为重，最终都发挥智慧，很好地解决了分歧和矛盾。酒井诚亲身参与了这段火热的岁月，感触特别深。

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签署共同声明，但还面临各种难题。比如1974年《日中航空协定》受到台湾问题影响，险些难产。当时日台航线以羽田机场为据点，日中航线则转往成田机场为中心。中方要求台湾飞机不能出现青天白日徽记，不能与日本国家的航空公司直接对等通航，为此，日方要求台湾飞机改为梅花徽记，并由日本航空组建一个子公司“日本亚洲航空”与台湾通航，使日台航线在名义上成为地方航线。虽然当时由中川一郎、森喜朗、石原慎太郎等人参加的自民党“青岚会”大肆反对，但在大平正芳外务大臣的推动下，中日发挥各自的政治智慧，妥善解决了问题，签署了航空协定，为后来日中航空交流大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1978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前夕，中方希望能把“不称霸”等反对霸权主义条款写入条约，但日方生怕引起前苏联反弹，迟疑不决。经过交涉和商讨，最终两国决定以不针对第三国的方式把“不称霸”条款写入条约。这才有了园田直外相访中，正式签署《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两国进入全面交流时代打开了大门。

1978年8月，当时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历史性地首次访日，在日本引起轰动。邓小平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同行的国务院侨办主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也是兴致勃勃。酒井诚记得民间友好团体第一次联手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办了2000人参加的大型欢迎宴会。席间，民间人士不仅感受到了邓小平的音容气度，同时还现场宣布东京与北京、名古屋与南京结成友好姐妹都市，开启了两国友好都市缔结的热潮。

三、青年访中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全面转向经济建设，来自日本的包括ODA援助在内的各项交流事业也陆续展开。80年代的日中关系迅速发展，其高潮就是1983年胡耀邦访日和随后的3000日本青年访中。

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出访日本。当时，酒井诚等人与中国驻日大使符浩联系，希望搞青年工作出身的胡耀邦总书记能与日本各界青年会面。为此，由日中友好协会牵头，成立了青年交流实行委员会。酒井诚说，当时日本全国几乎所有的青年团体，政治立场不分左右，全都参与进来，希望能与胡耀邦会面。实行委员会租借了NHK大剧场，估计可以坐4000馀人。组织方一开始担心来不了这么多人，但现场气氛出人意料，不仅全场满员，而且与会者情绪高涨，气氛热烈。

胡耀邦登台，受到热烈欢迎。胡的演说热情洋溢，他不断挥舞手臂，以超过他弱小身躯数倍的能量感染著现场的日本青年。胡耀邦当场宣布，中国将邀请并招待日本青年访中，从而启动了著名的3000日本青年访中项目。会后，日本各界成立了3000青年访中活动事务局，就设在日中友好协会，酒井诚作为事务局主力人员，全身心投入到这场历史性访问的组织工作中。经历了近一年忙碌的准备，3000日本青年在1984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访中大交流。

1984年的中国，各种基础建设还很薄弱，3000日本青年从各地飞赴中国，到各地访问，然后汇聚北京，其间的住宿和移动都成大问题。为此，中国方面全力配合，以真心和热忱打动著日本青年。酒井诚记得当时除了有限的宾馆外，政府招待所、大学招待所都向日本青年开放，他本人就住进了北京市政府招待所；各地航班不够，中方就出动军用飞机运送日本青年，他记得从南京飞往北京时，坐的就是贴有“八一”军徽的军用飞机。

国庆前夕，3000日本青年从各地汇聚北京，不仅在中南海参加了多项交流活动，更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国建国35周年纪念大游行。当北大学生队伍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时，酒井诚和访中日本青年们一起感受到中国人民沸腾的激情，也见证了中日友好的历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