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石

最近读宋代诗僧清珙的两首诗，他与云雨为伴，同山川结友，于贫寂中澄心明志，默然参悟的志趣深得我心。如他在《清闲云》中云：竞利奔名何足夸，清闲独许野僧家。心田不长无名草，觉苑长开智慧花。黄土坡边多蕨笋，青泥地上少尘沙。我年三十馀来此，几度晴窗映落霞。又如他在《隐居云》中云：四十馀年独隐居，不知尘世几枯荣。夜炉助暖烧松叶，午钵充饥摘野蔬。坐石看云闲意思，朝阳补衲静工夫。有人问我西来意，尽把家私说向渠。

读从东晋到清的诗僧的诗，几乎都是这种静、清、寒、幽的艺术境界。当然，这也是中国世俗文人喜爱的境界，但诗僧更爱这种境界，也可以说大多数诗僧只爱这种境界。他们的诗中少有世俗文人经常铺陈的那千树万树的桃花，那饱胀著春光的红杏、绮罗、锦绣、美女怨妇……这正如闻一多先生在评论诗人贾岛，也就是僧人无本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该记得贾岛曾一度是僧无本。我们若承认一个人前辈子的蒲团生涯，不能因一旦返俗，便与他后半辈子无关。则现在的贾岛，形貌虽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是一个释子在，所有一切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都可以溯源到早年在禅房的教育背景……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徵□□鹤、石、冰雪，黄昏和秋景是传统诗人的时间和季候，但他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闻一多全集》第三册)诗僧们正像贾岛一样，他们愿意用“钟”的意象，“沉沉寂寂绝施为”，沉淀了宇宙的嘈杂，传达著古老的佛法，而且他们更爱暮钟、霜钟、寒钟。他们喜欢“松”的意象，无论春、夏、秋、冬都观照著宇宙流转的奥秘，而且他们更爱老松、疏松。他们也爱不遑栖住、流转不停的一切物象，因为“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然而这一切都染上了他们心灵的色泽。那于断崖两岸苦啼不尽的是秋猿、雨猿；那在清澈见底的小河里畅游的是沉鱼、老鳞，湿月带素光，残烛飘冷焰，寒井铺紫苔，冷骨动孤影，正是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浓尽必枯，淡者屡深。

为什么中国的佛教文学形成这样一种静、清、寒、幽的艺术境界呢，我想这与佛教文化的人生理想有关，佛教文化的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低熵文化”，或曰“减熵文化”的人生理想。所谓“熵”的概念，来源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表达：宇宙能量总和是个常数，总的熵是不断增加。

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创造能量，从来没有人创造过能量，也永远不会有人能创造。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把能量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结构和运动都不过是能量的不同聚集与转化形式的具体表现而已。

热力学第二定律还告诉我们，每当我们把能量从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时，我们会“得到一定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我们损失了将来能做某种功的一定的能量，这就是所谓的“熵”。比如说我们烧掉一块煤，它的能量虽然没有消失，但我们却不能把同一块煤重新烧一次来做同样的功了。

热力学第二定律实质上就是说宇宙万物从一定的价值与结构开始，不可挽回地朝著混乱与荒废发展。熵就是对宇宙某一子系统中由有效能量转化而来的无效能量的衡量。根据熵的定律，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宇宙或任何地方建立起任何秩序，都必须以周围环境里的更大的混乱为代价。

人类文化的不断发展，使人类创造了依靠外部工具摄取能量的社会，这个社会使人类超越一切动物，它能随著人类欲望的增长无限地增强自己的有序性，以摄取最大限度的能量。而当能量进入“大秩序”状态时必须处于较高级别，当它离开这一系统时就处于更加混乱的状态。它意味著建立秩序越来越大的孤岛必然带来更大混乱的海洋。就这样，人类在极大限度攫取负熵的能力中无限地侵占了文化赖以生存的源泉□□非文化的“旷野性”(一切文化都是将非文化的自然中的负熵转化为熵的过程)。我们把鼓吹这种无限制攫取的“合理性”，宣扬奢侈生活的必然性的大部分世俗文化叫做“增熵文化”，或曰“高熵文化”，而把主张与自然和谐、向往清寒与纯朴的文化，叫做“减熵文化”，或曰“低熵文化”。佛教文化就属于这种文化。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从极奢之豪华走向乞食之清贫，正是佛教文化的人生理想富有象徵意义的滥觞。佛教徒的素食与苦行，正是“低熵生活”的身体力行，佛教主张静修，也可以把身体能量和心理能量的消耗降低到最低点。禅宗则进一步发展了佛教“减熵文化”的人生理想，它主张不拘经典，不立文字，就是对文化的有序化的一种深沉的反抗，它主张恢复“父母未生时的本来面目”，就是要揭示出被无限的文化积累所掩埋的自然的本性。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具有“减熵”特徵的佛教文化对科学的熵的观念有明确的意识，但它确实是文化对自身处境的一种自觉，是文化力图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赖以生存的“旷野性”，力图疏通自身“缺源性”的“瘀塞”的一种主动陈述。